55年授衔，毛主席突然拦住一将领，端详后埋怨说：莫非把我忘了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外的台阶上——咦，小龙，最近怎么不见身影？莫非把我忘了？”毛泽东半开玩笑半埋怨地伸手拦住一位新晋少将。被拦的人笑得憨厚，一连说了三声“没敢没敢”。这一幕，被不少摄影记者捕捉下来，却鲜有人知道，这位少将曾经只是挑着一担竹编皮萝、默默跟在红军队伍最后面的“后勤小弟”龙开富。 在场的新兵好奇地打量他：授衔名单里，龙开富排在最后一页，资历看似平平，为何毛主席对他如此熟络？要找答案，需要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八年前的茶陵县。 1927年夏天，湘东山雨欲来。十九岁的龙开富在集市上听说有支“工农革命军”进城扩红，他背着破布包一路跟到宛希先面前，声音嘶哑却固执：“带我上山。”宛希先见他两眼通红，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只好点头。就这样，一脚泥一脚水，他被带到了茅坪——那是毛泽东刚刚安顿前委的地方。 红军初建，缺枪少药，更缺挑夫。毛泽东把一担有盖的四方皮萝交给龙开富，里头装的不是粮食，而是前委材料、从山下收集的报纸以及几本翻到卷角的书。龙开富有点失望：说好的打仗，自己却当起“挑夫”。可他嘴上没敢吭声，只是日复一日把扁担磨得锃亮，肩头也磨出两道老茧。 不久他憋不住，跑去问谭政：“潭秘书，我到底算什么兵？”谭政被逗乐，拍拍那担皮萝：“保管这些，比子弹还值钱。”话音刚落，毛泽东正好路过，也笑道：“小龙，你跟他们一样，都是我的警卫员。”一句话让龙开富心里热乎，他第一次发现，革命不只在枪口，也在文字与纸张之间。 龙开富干脆给自己加任务：行军路上，他悄悄翻山越岭给毛泽东搜罗报纸。一次，他弄来一摞《湖南民国日报》和《大公报》，毛泽东点着煤油灯看到了后半夜。第二天首长难得眉开眼笑：“小龙办事细。”从此，前委干事谁都知道，龙开富“跟文件出生入死”。 1928年春，红军从井冈山转战湘赣，队伍昼伏夜行。龙开富挑着六七十斤重的文稿，步子却比许多战士稳。有人说他傻，他憨憨地回一句：“命在，文稿就得在。”同年秋，他被吸收入党，入党介绍人正是谭政。谭政回忆：“他听我讲‘共产党员’四个字时，两只眼烧得像松柴。” 一天后深夜，大柏地战斗打响。敌军突然摸向前委机关。毛泽东抄起一支步枪准备上阵，警卫排排长贺庆元急了：“主席，您去，警卫怎么办？”毛泽东摆手：“没什么警卫不警卫，大家一起上。”龙开富听到后，扔下皮萝请战：“给我枪！”毛泽东略一思索：“皮萝不能丢，你守着。”怀孕的贺子珍在旁边搭腔：“我守，枪给他。”就这样，龙开富第一次真刀真枪上了火线。战斗结束，红四军大胜，他也因勇猛被提拔为警通排一班班长。 随着井冈山会师、中央红军长征，龙开富从挑夫到班长、再到营政委，职务不算显赫，却一路伴着首长“保文件”。外人笑称他“扁担政委”，他自己毫不在意：“带兵打仗得有炮弹，带文件打仗一样能赢。”抗日战争时期，他负责整训炮兵，江西、皖南的山头留下了他敲击炮闩的声音。解放战争起，他率炮兵营支援华北野战军，天津外环炮火连天，他把指挥车停在沙窝村，照例先确认作战计划上的每一张纸都完好无缺。 1949年后，龙开富进京任炮兵学校副政委。北平城里早市热闹，他却保持着山里人的节俭。家里孩子多，穿衣一律“老大改老二，老二改老三”。大儿子龙虎后来回忆，那件深蓝色烫绒上衣，接了一截土棕布，袖口补丁摞补丁，“可在学校谁也不敢笑，因为父亲说过：咱是穷苦人出身，先记得本，再想头衔。” 授衔前夕，组织让他量身定制一套将校呢大衣。他迟迟没去裁缝铺，同事催，他摇头：“老棉军大衣还好着。”直到政治部再三提醒“这次是正式礼服”，他才憨憨地笑：“那就照最小号裁。”典礼那天，他肩章闪亮，人却依旧朴素。 于是出现了开篇那一幕。毛主席握着他的手，略微责怪却满是慈爱。旁观者听见两人小声寒暄： 毛泽东：“事情再多，也别忘了常来。” 龙开富：“记着呢，下回给您带几份新报纸。” 短短几句，把二十八年风雨都拉回眼前。典礼结束，他悄悄把礼服叠好锁进柜子，第二天又钻回炮兵学校的教室，给学员讲《火炮射击误差与气象数据》。讲到兴起，他仍习惯用茶陵口音脱口而出“命在，文稿在”，惹得学生们会心一笑。 1977年9月，龙开富病逝。弥留时对家人说：“这一辈子跟毛主席走，没走错路。葬我，离他近点。”叶剑英得知后拍板：将军陵园中，为他留出靠近毛主席纪念堂的一隅。封土成岗那天，老战友抬来一根磨得发亮的旧扁担，轻轻立在墓碑旁，算是替他守那担“永远不能丢”的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