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温玉成接到紧急命令，匆匆前往军委开会，不料，半路却意外遇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到他时，眉头微皱，问道：“你一个人去？单枪匹马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8年春天，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走廊上，温玉成快步走向会议室，这是一场紧急会议，他接到了命令，必须立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气氛沉肃，走廊空旷而寂静，只有他脚步的回音在石板地上回荡，就在这条走廊尽头，他接过了一个改变命运的任务，北京卫戍区司令的位置突然空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被调离或“出事”，而他，临危受命，成了新任命的接替者。 温玉成知道这个位置的沉重，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中，接手首都的安全指挥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他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安排，他是军人，接受命令，从来都是第一位的。 这个任务的背后，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积淀，他出身于江西兴国的一个贫苦人家，小时候没读几年书就得早早下地干活，父亲早逝，生活艰难，十二岁那年，村里组织赤卫队，他便跟着上了路，三年后，他成为红军战士，十五岁，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他的成长没有被温室宠爱包裹，也没有经过教条式教育，而是在战场上，在饥饿、长途行军、枪林弹雨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十七岁时他就已经是团级政工干部，在红军中很少见，长征开始后，他担任红五军团骑兵团政委，这支部队机动性强，奔袭迅猛，是中央纵队后卫的重要屏障。 在一次战斗中，他在川西被马家军击中腿部后被俘，马家军以凶残著称，被他们抓住的红军，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他却趁夜逃脱，穿过敌占区，一路乞讨、躲避，靠着一双脚板和顽强意志，硬是回到了延安，这不是他唯一一次死里逃生，在西路军战役后期，他又一次被俘，又一次逃脱，他的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铁脚师长”，这个称号，是他用一次又一次的极限行军换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温玉成被派往东北，组建民主联军独立二师，这是一个几乎从零开始的部队，人少、枪少、弹药有限，但他熟悉东北的地形，善于调动群众力量，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抓住战机，1946年，在集昌镇，他带着不到四千人，连续打了三场仗，把国民党一个整师打得缴械投降，这场胜仗，让“铁脚师”的名声传遍东北。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决定出兵援朝，作为40军副军长，他率部从鸭绿江渡江，担任先头部队，10月25日清晨，他指挥部队在两水洞设下伏击圈，敌军一个韩军营正在通过，毫无戒备，他布置火力封锁，令部队隐蔽待命，等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发起攻击，手榴弹、迫击炮、步枪齐开，战士们冲锋陷阵，白刃战随即展开，不到半小时，敌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斗干净利落，没有给对方留下翻盘的机会。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但温玉成没有沉浸在胜利中，因为敌人还没有被彻底击溃，紧接着，他又指挥部队拿下温井，围歼敌军部队，缴获大量物资，随后，他带领40军连续作战，从宁边到清川江，一路南下，直逼三八线，在强渡清川江的战役中，他采用夜间突袭方式，避开敌人主力，突然出现在敌军侧翼，打得敌人措手不及。 五次重大战役，40军全程参战，他的部队被称为“铁军”，而他本人也成为朝鲜战场上最具威望的指挥员之一，他从不张扬，战斗结束后，常把勋章锁进抽屉，他对家人说，这些荣誉，是战士们用命换来的，不该当作装饰品。 回国后，他升任军长，又成为副总参谋长，表面上风光无限，但真正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冷静的心，他清楚，军功是一回事，政治另一回事，特别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忠诚并不总能换来信任，功勋也不等同于安全。 1968年接任卫戍区司令后，他进入军委办事组，看似进入核心，其实是被安排在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他没有靠山，也没有派系，既不属于林彪集团，也不归四人帮，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在九大召开时，他虽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却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唯一的例外，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政治信号，他被边缘化了，没有文件，没有通告，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不在权力中心。 从那以后，他沉默了许久，直到1983年，老将黄克诚出面，为他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待遇，这一年，他已经年近七旬。 晚年，他选择在南京定居，远离政治中心，他住在一栋普通的老房子里，很少出门，喜欢种花、读书，他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做人要低调，1989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癌，他没有住院，坚持回家休养，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脸上没有悲伤，他把过去几十年的军装整整齐齐地叠好，把奖章锁进抽屉，没有留下遗言，只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对亲人说了一句平静的话，像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