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毛主席找到宋庆龄，说要还 50000 美元给她，宋庆龄摸不着头脑，却问：我什么时候借的钱，我咋不知道？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6年冬天的陕北，天气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红军刚刚经历完长征的苦难，部队人数锐减，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战士还穿着在江西出发时的单衣，脚上是打着补丁的草鞋，夜里睡在没有任何保暖设施的窑洞里，寒风透骨，根据地粮食几乎断绝，士兵每天靠稀薄的小米粥勉强维持体力，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和外界联系几近中断，来自国统区的援助无从谈起，国际上也没有通畅的渠道，整个局势近乎绝境。 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们在延安的窑洞里连夜商议，眼前的问题是活下去，熬过这个冬天，他们没有多余的时间等待，也没有多余的力量去开拓新的补给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写一封信，托人送往上海，交给宋庆龄，这封信没有多余的解释，只是简短地请求她向她的弟弟宋子文代借五万美元，信中没有署名，也没有透露具体目的，只用熟悉的暗号标明身份。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与家族决裂多年，早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她就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清党政策，并坚定支持共产党的事业，她在上海的生活并不宽裕，靠孙中山去世后留下的一点抚恤金维持日常开销，她的身份特殊，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尽管如此，她依然在秘密支持共产党，为地下党提供藏身之所，为革命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收到信件的那一天，她看完后没有犹豫，她知道，如果毛泽东会在这种时候向她求助，说明情况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五万美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不是她能够随手拿出的金额，她开始想办法凑钱，首先，她提取了她从孙中山那里继承的抚恤金；然后，她将一套位于莫利爱路的公寓挂牌出售，这套房子是她与孙中山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承载着无数回忆，但在她看来，没有什么比拯救红军更紧要。 除了公寓，她还变卖了一些孙中山留下的藏书和字画，这些物品对她来说有着深厚的情感价值，但她没有丝毫犹豫，她心里清楚，这笔钱不只是为了买粮食和棉衣，更是为了革命火种不被寒冬熄灭，最终，她将所有能动用的资源调集起来，七拼八凑，总算凑齐了这笔钱。 她没有通过银行或者熟人转账，而是请信得过的地下党员通过秘密渠道，将这笔钱以“医疗物资”的名义装入木箱，从上海送往陕北，这一过程充满风险，运输途中必须避开国民党的检查站，还要防止特务的盯梢，整个过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只有她和一小部分人知道这笔钱的来龙去脉。 钱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迅速作出部署，一部分资金用来从山西和宁夏的商贩那里采购粮食，主要是小米和玉米，解决了红军最紧迫的口粮问题，另一部分则用于订做棉衣和棉鞋，优先发放给驻守在高原和前线的战士，这些物资来的正是时候，正值“数九寒天”，夜里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多度，若不是及时得到保暖装备，不少红军战士可能就挺不过那个冬天。 那一年的冬天虽然依旧严酷，但红军的士气没有崩塌，许多战士穿上棉衣后，流下了热泪，有人说，这是他们长征以来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温暖，也正是因为这个冬天熬过去了，红军才有了接下来的战略转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每一个后来被载入史册的胜利，都与那年冬天的五万美元紧密相连。 时间过去了十八年，1954年，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年，国家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毛泽东在一次会议的间隙，安排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笔款项，向宋庆龄归还当年那笔借款，这件事并没有大张旗鼓，只是在中南海的一次私下会面中完成，毛泽东坚持归还本金，并让人按照当年的汇率计算利息，经过核算，五万美元加上利息折合人民币十二万元左右，这在当时属于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 宋庆龄当时已是国家副主席，地位崇高，看到这笔钱时，她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十八年前的那段经历，她早已埋在心底，从未向人提起，她没有把当年的捐助当成债务，也不曾想过要回报，她知道，共产党已经用国家的建立、人民的解放回报了所有的信任。 最终，她接受了这笔钱，但没有留作私用，她将全部款项捐给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这项基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资助了数以千计的学校建设和儿童健康项目，可以说，这笔钱从支援红军的生命线，转化为新中国未来的希望之光。 这段历史并不广为人知，没有宣传，也没有纪念碑，它隐藏在档案和回忆录的只言片语中，却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支流，最终汇入了民族命运的主河道，宋庆龄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嘴边，毛泽东也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起这笔还款，他们都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这笔钱，而是它背后的信任、担当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