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温州有个叫张嘉仪的书生,受邀去北京当官,可走到半路,他却察觉不妙:“我是汉奸啊,去了会不会被抓起来?” 1950 年 5 月 17 日,上海北站月台上,张嘉仪(胡兰成本名)捏着去北京的车票,此时九点零五分的时钟,勾起他七年前在汪伪政府为日军写宣传稿的回忆。 “先生,该检票了。” 列车员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张嘉仪猛一转身,撞到了身后一个戴瓜皮帽的男人。 两人对视的瞬间都愣住了。对方是原伪军 29 军军长邹平凡,这个以前在武汉共事过的汉奸同僚,正用惊恐的眼神盯着他。 看到邹平凡的那一刻,张嘉仪藏了很久的身份再也藏不住了。 他本名叫胡兰成,是张爱玲笔下承诺 “现世安稳” 却最终背叛的人,更是全国通缉的文化汉奸。这场意外碰面,彻底撕碎了他的伪装。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他改名叫张嘉仪逃到温州。 为在温州立足,胡兰成弄假履历混入文人圈,还在温州图书馆《庄子集释》扉页用小字写批注,成功引起前清举人刘景晨注意。 书画展上,刘景晨对其观点的认可,让胡兰成知晓自己的谋划起了作用,毕竟刘景晨在当地很有声望。 就在他以为能靠着这个新身份安稳度日时,一个人的出现打乱了所有计划。 但梁漱溟的邀请打乱了他的计划。 梁漱溟被称为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很有学问。收到胡兰成以 “张玉川” 名义写的九封信后,他认定这人是难得的哲学人才。 1950 年春天,梁漱溟亲自向毛泽东推荐,说:“这人对东方文明的理解,能补我的不足。” 毛泽东看了胡兰成写的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长信,提笔在文件上写:“人才难得,可用。” 盖着中央人民政府大印的任命书送到温州时,胡兰成正在阁楼里抄《易经》。 看着任命书上梁漱溟的签名,胡兰成想起 1944 年张爱玲说他文字像梁启超却少家国情怀,这让此时的他坐立难安。 上海北站的这场意外,像一盆冷水浇醒了他的幻想。 上海北站这事后,胡兰成连夜逃去香港。 他在九龙油麻地找了家小旅馆住下,从棉絮里翻出藏着的九封梁漱溟回信。 信是用小字写在毛边纸上的,每封信里梁漱溟都叫他 “玉川兄”。最后一封信里,还夹着梁漱溟画的《太极图》。 胡兰成拿着信纸自言自语:“梁先生要是知道我是谁,会怎么想?” 这一问,让他想起了另一位曾点醒过他的人。 他想起在温州时,刘景晨带他去见马一浮。这位国学大师盯着他的眼睛说:“君子安守本分等天命,小人冒险求侥幸。” 当时他以为是夸自己,现在才明白是在警告。这才意识到,自己早被谎言困住了。 在香港五个月,胡兰成靠给新亚书院教授唐君毅抄《山河岁月》度日,唐君毅在日记中评价他天分高却自满。日子艰难,胡兰成开始谋划下一步去向。 后来胡兰成想偷渡去日本,找唐君毅帮忙。唐君毅没说话。 最后是熊剑东太太给了他路费。唐君毅夫妇还陪他去当铺,把张爱玲送的翡翠镯子当了,换了个三钱重的金戒指作为上岸的盘缠。 1950 年 10 月的一个深夜,胡兰成缩在日本货轮的底舱里。 他听着海浪打在船身上的声音,从衣襟里摸出梁漱溟的回信。 借着手电筒的光,他再读上面的字:“玉川兄对《春秋》‘夷夏之辨’的解释,很合孔子的本意。” 船一晃,“夷夏” 两个字看不清了。 模糊的字迹,让他想起了另一段不堪的过往。 他想起 1943 年在南京的事 —— 汪精卫指着他起草的《和平建国纲领》说:“兰成先生的文章,能比得上《大东亚新秩序宣言》。” 两个声音在黑暗里混在一起,他分不清自己是在往自由走,还是往更深的坑里跳。 到了日本后,胡兰成住在清水董三家里。 清水董三曾是日本驻汪伪使馆参赞,每天给他送《朝日新闻》和清酒。 在异国他乡的日子里,过去的记忆总在不经意间浮现。 胡兰成在榻榻米上写《山河岁月》时,总会想起温州阁楼的硬板床。 1974 年,台湾中国文化学院请胡兰成去教书。他觉得终于有机会洗白自己的身份了。 站在华岗的讲台上,他大谈 “中华文化的复兴”。 他以为能掩盖过去,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击。 却被学生当场质问:“胡教授,你怎么说自己在汪伪时期说过的话?” 这个问题让他想起 1950 年在上海北站,邹平凡被军警押走时发出的绝望叫声。 胡兰成攥着讲稿的手微微发抖。窗外的凤凰木开得很旺,但再亮的光也照不进他心里的暗处。 晚年的胡兰成住在日本福生市,经常坐在院子里看樱花。 每当花瓣落在他抄的《易经》手稿上,总会想起温州图书馆的玉兰树。 那时的日子,曾让他产生过安稳度日的错觉。 那时他叫张嘉仪,还以为能一直用这个身份安稳过下去。 到了 1981 年,临终前,在给唐君毅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我这一辈子,终究对不起‘玉川’这两个字。”
1950年,温州有个叫张嘉仪的书生,受邀去北京当官,可走到半路,他却察觉不妙:“
受伤的梦娇
2025-07-20 21: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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