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责问：听说你到处写文章骂我？ “经国，你回去后可别忘了咱们在车间里约定的事。”——1937年3月，莫斯科共青团城郊工厂门口，老技工伊万把一只粗糙的扳手塞进蒋经国手里。短短一句嘱托，道尽十二年苏联岁月的曲折与凝重。 从1925年只身赴苏，到1937年举家登程，蒋经国的名片已经从“少帅公子”换成了“车床技师”，再变为“列宁格勒工学院工人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前五年沉浸在列宁学院的课堂，后七年混迹于大乌拉尔的车间。每一次调动背后，都有苏共中央和远东情报处的用心——既要让他肩负“红色示范”，又要监控这位国民政府首脑的长子。与其说蒋经国是学生，不如说是政治牌局中的一张王牌。 1936年冬天，西安的枪声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得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第一反应是关心中国抗日能否尽快形成统一战线。几乎在同一时间，莫斯科远东局掂量着蒋经国的价值：留在苏联，还是放回中国？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蒋介石时，试探性提出“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虽然面露嫌隙，却没有拒绝。抗战临近，他需要一个懂俄语、懂现代工业、又愿意听话的儿子。 于是有了1937年春的那张通行证。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和一对儿女，沿西伯利亚铁路一路向东。列车驶出贝加尔湖不久，他开始整理行李中的旧报纸——那些年在《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铺满了一层又一层。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把大部分稿件扔进了炉火。只留下几页日记，卷成一卷塞进外套夹层：上面写着，1927年春，他在莫斯科“反对父亲右倾背叛革命”的慷慨陈词。 经过海参崴、香港，再到南京，蒋经国踏进国民政府礼宾府时，已是六月闷热。蒋介石并未立即接见，宋美龄几次转达“先让孩子们住下再说”。表面云淡风轻，内心却风雨交加——父亲担心这个长子被苏共“改造”得面目全非，儿子担心那几篇署名文章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证。 两周以后，父子见面。蒋介石背手站在窗前，声音低沉：“听说你到处写文章骂我？”一句话把空气凝固。蒋经国脱口：“那时国内屠杀同志，我……”话未说完，被父亲抬手截断。“革命不是儿戏”，蒋介石重重落座。宋美龄察觉气氛失控，轻声说：“他回来了，就是一家人。”十几分钟的对峙最终收束于小孙子孝文的稚嫩称呼——“爷爷”。蒋介石抱起孩子，语气缓和了几分，却把蒋经国留在奉化的决定定了下来：学国学、静心修德。 奉化溪口的夏夜蝉声此起彼伏。蒋经国白天读《曾文正公家书》，夜里仍习惯在油灯下翻俄文藏书。他曾写下这样一句感慨：“俄式铁锤砸不碎中国文化的根，却能锻炼我的骨。”他明白，要想真正回到父亲的队列，就必须拿出成绩，而不是辩解。 第二次历史拐点很快到来。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结束的当天，密函赣南行营：“经国可来。”原因很现实：江西赣南山高水深，土匪横行，党务军务“一团糟”。蒋经国前往的第一条命令便是“禁赌缉毒”，看似鸡毛蒜皮，却切中当地财源与旧势力命脉。经国抄起在车间练出的强硬作风，用了一年半时间，硬是砸掉了赣州城东西两岸上百家赌场。有人讥笑他“苏联式粗暴”，有人拍手叫好。蒋介石收到河南豫湘督察的暗访电文后，批示只有三个字：“可嘉也。” 值得一提的是，赣南治理并非一帆风顺。地方武装暗地威胁，外加日军铆足劲进逼华中，让蒋经国一度骑虎难下。《江西日报》曾刊登一则小豆腐块消息：“新任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夜访赣州东门贫民区。”那晚他穿布鞋、点油灯，查清一个鸦片窝点与官廨暗通款曲的证据。第二天凌晨，他把几名保安团军官直接押到行营。处理如此激烈，惹得南京自家人都替他捏汗，但蒋介石没有插手。父子之间原先横亘的那道裂痕，慢慢被一封封“赣南月报”填平：经国写，介石批，批完再写，往复循环。 时间走到1939年春，国民党内部议论“蒋家王朝”的声音渐响。陈布雷私下提醒蒋介石：“经国要摆脱红色影子，最好让他走向现代管理与基层建设，而非单纯肃贪。”蒋介石采纳建议，把江西新政试点升级为“东南行署”，并让蒋经国兼训政学院队列长。表面看是一块肥差，其实是一次考验：能不能把大学校、地方行政和军政三套班子揉在一起，还不闹乱子？ 蒋经国在学院操场上对学生说过一句颇有意思的话：“我在苏联端过铁锤，在故乡拿过毛笔，两头都要坚持才活得像个人。”他刻意淡化十二年前那些“反对父亲”的文字，却没彻底抹去苏联带给他的社会观念。例如，他在东南行署推行“义务工半日制”，倡导官员亲自参与道路修复；又如，他几次给父亲写信，主张把江西铁路交给国防部统一调度，“不然打日本就是空话”。这些建议，有的被采纳，有的被搁置，但在抗战焦土中，显示出蒋经国与蒋介石既对立又互补的微妙关系。 不得不说，父子和解并非单向让步。蒋介石也反思过自己的强硬。1938年冬，他翻阅经国寄来的家书，批注一行小楷：“人非圣贤，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