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主力调地方，是上级综合考虑，告别部队：太多话想说，讲不出 “1949年1月，洛阳车站里，王近山压低嗓音问：‘老陈，真就此分道？’陈再道只回答了一个字：‘命令。’” 这句短短的对话，正是那场悄无声息的人事调整的开端。 二野组建的命令下达后，野战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渡江做准备，然而在各旅团忙着添置船只、检修枪炮的同时，陈再道却接到了调往河南军区的指示。一支纵队司令突然远离主力，看似突兀，实则隐含着更大的布局。刘伯承与邓小平连夜研究中原局势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出几道粗线——豫北、豫南、豫西，这几条线连成的便是二野的生命后方。要南下一口气打到长江，离不开这个依托，更离不开一个熟悉山川、兵心、人情的指挥者。 中原腹地刚刚脱离国民党统治，土顽、散兵游勇在广阔乡村中飘忽不定，五万余人聚而不齐，却足以让铁路中断、粮秣受阻。豫北的安阳、新乡，豫南的信阳，公路时通时断。一次弹药车被截，前线缺炮弹三昼夜；一处发电厂被破坏，开封、洛阳电话全断。渡江计划能否如期，取决于后方能否稳得住。刘伯承看着陈再道的履历：从抗战东进纵队起家，大小战役翻山越岭十余年，与豫西错综复杂的地形几乎融为一体，这份资历，正好对上河南的难题。 不得不说，战场上“舍”也需要勇气。“舍”一员大将、“稳”一段后路。当时的兵团首长排名，陈再道论资排辈仅次于陈赓，他的10军（前身2纵）更是二野的尖刀。让他出任河南军区司令，很容易被误读为“闲职”，可在刘伯承的盘算里，河南和湖北的安稳，直接决定渡江之前大兵团集结、补给线延伸的速度。时间紧，任务重，一个月内要在开封组建指挥部；两个月内完成与地方党政的衔接；半年内基本扫清主要股匪。 陈再道的心思却在兄弟部队。10军伴随他自冀南闯到晋冀鲁豫，又一路打到淮海，他熟悉每个团的番号，记得许多士兵的外号。生死与共十多年，如今却要在胜利前夜分开，心里难免刺痛。团以上干部大会那天，他端起搪瓷茶缸，半晌只说出一句：“以后听老杜的。”言毕放下茶缸，转身下台，脚步格外沉。台下的掌声并不热烈，更多是复杂与惋惜。接棒的杜义德理解这种情绪，他在冀南时与10军同甘共苦，熟悉部队情况，能迅速顶上。 河南军区成立伊始，真正的考验接踵而来。豫西、豫南山区绵延，残余国军自发结成“救国团”“还乡团”，活动区域与群众居住地高度交错，稍有不慎便会殃及平民。陈再道制订了一条“先封锁、再分割、后清剿”的三步棋： 接管铁路、公路沿线城镇，建立八十余处快速反应哨。 催生地方武装骨干班，县一级抽调青壮千余人，先培训后上山。 配合南下的42军、58军，摆开南北夹击态势，剿匪与整政并举。 有意思的是，北方部队过黄河后第一次在山地作业，熟悉平原齐头并进打法的连长们吃了不少苦头。一名连长事后调侃：“原来打平地对攻不算难，山里抓的不是人，是影子。”行军打仗之外，还要随时处理群众诉求：退伍伪军要土地，地主武装逼粮，家家户户都盼安稳。陈再道把“群众动员”写进军事命令，强调“不搞清乡式扫荡”，“发动群众是从根本上掐掉乱源”。短短半年，河南军区统计缴械匪特十一万余人，地方治安档案大幅“瘦身”，铁路补给线平均中断时间压到过去的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前线捷报频传。4月20日晚，二野各兵团主力开始强渡长江。大量船只、油料与弹药自河南西集结后南运，如果没有此前半年“补路、剿匪、筑仓”的苦功，这个庞大计划恐怕要延后。王宏坤后来回忆：“许多炮弹就是从开封车站装上火车，再转水运到长江北岸的。”这句话是对河南军区任务完成度的最好佐证。 人事安排的另一重考量在“错位使用”。二野兵团司令员中，陈赓酷爱学习外军战例，陈锡联善打运动战，杨勇精于攻坚。三人领衔兵团，战术特点互补，再配上统筹后方的陈再道、王树声，整个作战体系才能张弛有度、前后呼应。假如陈再道硬留在前方，其中一位兵团指挥就要回后方，效果未必更佳。邓小平曾在内部会议上评价：主力往前推一寸，后方就要稳一尺，要用“懂战场”的人守住“看不见的战场”。 试想一下，如果河南剿匪拖延、铁路供给链条不畅，渡江部队得不到准时补给，进攻节奏就可能被迫调整。战局的连续性、震撼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给对岸防守者留出整顿喘息的机会。从这一点说，陈再道离开枪林弹雨一线，却依旧挂帅立功，他自己的名字与渡江大势密不可分。 1950年开春，河南、湖北两省的主要匪患基本平定，军区开始抽调干部南下接防。陈再道挺直腰板站在嵩山脚下，看着最后一个整团向武汉方向启程。有干部悄悄问他：“首长要不要跟他们一起照张相？”他摇头，淡声道：“人走了，路在。”一句话，止住众人哽咽。 多年以后再谈起那趟调令，陈再道只说，组织的格局总比个人的视野大半步；身处棋盘时难免心有不甘，退半步回看，却能明白“局势需要”。告别部队那天他没多讲话，并非无法开口，而是所有情绪汇成一句——“讲不出”，因为战友懂他，他也懂战友。军中默契，不用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