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上海锦江饭店的宴会厅里人声鼎沸，水晶吊灯洒下暖黄色的光，映得红木桌椅泛着温润的光泽。宋时轮身着军装，坐在人群中，手中端着茶杯却忘了喝。 他盯着服务员那身白棉布制服，眼神里满是急切，仿佛要从对方嘴里掏出一段尘封的往事。 周围的喧嚣似乎都静了下来，只剩他心跳如鼓的声音。服务员被他问得一愣，点点头：“是啊，我们老板就是董竹君，咋了？” 宋时轮没说话，只是低头攥紧了拳头，眼眶微微泛红。谁能想到，这位三野第九兵团的司令员，此刻脑海里翻涌的，竟是21年前那段九死一生的日子？ 时间倒回到1929年，那时的宋时轮还不是威风凛凛的司令员，只是一个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热血青年。 因为参与地下党组织活动，他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腿上还留下了伤，至今走路都有些跛。出狱后，他成了通缉犯，身上没钱没路，敌人还在四处追捕。 他拖着伤腿，躲在广州街头的小巷子里，饿得头晕眼花，身上只剩几块破布遮体。那时的广州，街头车水马龙，可没人敢帮一个“嫌疑犯”。他咬着牙，靠着墙角喘气，心想：这回怕是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巷口。那是个穿着素色旗袍的女人，戴着珍珠项链，眼神却透着果敢。她叫董竹君，当时已是上海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 她低声问宋时轮：“你是地下党的吧？”宋时轮一惊，下意识想跑，可腿疼得根本动不了。 董竹君摆摆手，示意他别慌，从包里掏出八块大洋塞到他手里，又递上一个干粮包，低声说：“赶紧走，别回头，上海有我们的联络点。” 那八块大洋在宋时轮手里沉甸甸的，像是一道光，照亮了他最黑暗的时刻。他没来得及说谢谢，董竹君已经转身离开，旗袍的背影在巷子里渐渐模糊。 宋时轮后来回忆，那八块大洋不仅救了他的命，更让他燃起了继续斗争的信念。 他用这笔钱辗转逃到上海，在地下党的帮助下站稳脚跟，一步步成长为后来的革命将领。可那女人的名字，他一直没忘——董竹君。 时间快进到1950年，上海解放不久，宋时轮作为三野第九兵团司令员，受邀参加锦江饭店的宴会。 这家饭店在民国时期就名声在外，传闻老板是个女强人，单枪匹马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连青帮大佬杜月笙、黄金荣都是这里的常客。 宋时轮坐在宴会厅里，听着旁人聊起饭店的历史，脑子里却有些走神。直到服务员提到“董竹君”三个字，他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般，猛地站起身，腿上的旧伤隐隐作痛，可他顾不上，径直走到服务员面前追问。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宋时轮心潮澎湃。他请求服务员带他去见老板，服务员有些犹豫，但看他军装笔挺，又是宴会贵客，只好点头答应。 穿过宴会厅的长廊，宋时轮的脚步有些急促，每一步都像在踩着21年前的记忆。到了办公室门口，他深吸一口气，敲响了门。 门开了，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站在那儿，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痕迹，可那双眼睛依然坚毅如初。董竹君愣了一下，随即认出了他，嘴角泛起笑意：“宋司令？真是你！” 那一刻，宋时轮眼眶彻底红了。他哽咽着说：“董大姐，当年广州巷子里那八块大洋，我这辈子都没忘。如果没有你，我早没了命，哪还有今天！” 董竹君摆摆手，笑着说：“都是过去的事了，革命路上，谁没帮过谁？能看到你好好的，比啥都强。” 办公室里，时钟滴答作响，窗外是上海滩的车水马龙，可这一方小天地，却满是旧时的温情。 宋时轮后来才知道，董竹君不只是个普通的饭店老板。她早年嫁给四川督军夏之时，婚姻却不幸福，毅然离婚，带着几个孩子孤身闯荡上海。 她开办锦江饭店，表面上是生意人，实则暗中支持地下党活动，饭店成了革命者的联络点。她帮过的人，远不止宋时轮一个。 那些年，上海滩鱼龙混杂，青帮势力盘根错节，可董竹君愣是凭着一身胆识，在夹缝中为革命者撑起一片庇护之地。 那天重逢后，宋时轮和董竹君聊了许久。从1929年的广州小巷，到1950年的上海饭店，21年的光阴仿佛在这一刻交汇。 宋时轮感慨，若不是当年那八块大洋，他可能早已埋骨他乡，更别提为新中国立下战功。而董竹君，只是淡淡一笑：“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宴会结束后，宋时轮走出锦江饭店，夜风吹过，上海的灯火映在他的军装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饭店的招牌，心中百感交集。 那八块大洋的分量，早已不只是钱，而是信任，是希望，是革命路上最珍贵的互助。他暗下决心，这份恩情，永不忘却。 后来，宋时轮每每提起董竹君，总是满怀敬意地说：“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更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而董竹君，也在自传中写道：“帮人，就是帮自己。那些年，我只是尽了点微薄之力，却换来了无数战友的平安，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