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女囚被捕入狱后，监狱长一脸得意图谋不轨。可谁曾想，仅三天后，监狱长居然会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饶：“求你了，姑奶奶！你就放过我吧！”[凝视]
余家英从四川老家出发时，身上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共产党宣言》。1938年冬天，这个20岁的姑娘花了两个月时间，绕道西安才到达延安。
在抗日军政大学报到那天，她在登记表上写下“张露萍”三个字。这个新名字来自她对未来的期待：像露水一样默默滋润大地上的青萍。
张露萍被分配到延安被服厂工作，每天缝制军装的间隙，她会和工友们一起唱歌。《拿起刀枪干一场》是她的最爱，这首歌在当时的根据地广为流传，歌词激昂有力。
1939年春天，张露萍与同样来自四川的李清结婚。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战友参加，婚宴就是小米粥配咸菜。新婚生活刚刚开始，组织上就找到了张露萍。
党组织需要她回重庆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总台，获取重要军事情报。这项任务的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一旦暴露就是死路一条。
临行前，李清把攒了半年的津贴全部换成银元，偷偷缝在张露萍的棉袄里。张露萍发现后，坚持把钱留下来交给组织。她说：“革命需要经费，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
火车启动时，李清追着车窗跑了很远，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两人都没有想到。
回到重庆后，张露萍住进牛角沱的一间小阁楼，房东是个做小生意的老太太，张露萍对外的身份是来重庆找工作的普通女工。
为了联络方便，张露萍想出一个巧妙的暗号系统，她用口红在窗玻璃上画梅花，花瓣的朝向代表不同的安全信号。向上表示安全，向下表示有危险，向左表示紧急联络。
军统电讯总台距离张露萍的住处只有两条街，她的战友张蔚林、冯传庆等人都成功打入了电讯总台内部，定期向她传递重要情报。
这些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日军的作战部署，以及重庆政府与各地方势力的秘密通讯内容。每一份情报都可能改变战场上的局势。
1940年元宵节当天，张蔚林在电讯总台值班时不小心烧坏了一个真空管。这种进口设备价格昂贵，损坏后必须详细登记报告，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怀疑。
当天下午，张蔚林被军统特务带走审讯，张露萍立刻意识到整个小组面临暴露的危险。
她迅速销毁了藏在家中的所有情报资料，包括一卷藏在汤圆馅里的微型胶卷。这卷胶卷记录的是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最新部署情况。
两天后，军统特务包围了张露萍的住处，面对全副武装的特务，她表现得异常镇定，甚至还在整理刚刚缝好的衣服。
被捕后，张露萍被关进息烽监狱，这座监狱专门关押政治犯，条件极其恶劣。每个囚室只有几平方米，光线昏暗，潮湿阴冷。
在狱中，张露萍遇到了许多革命同志，她经常用低声哼歌的方式鼓舞大家的士气，有时候是《国际歌》，有时候是《义勇军进行曲》。
监狱长周养浩是个臭名昭著的色魔，经常对女囚犯动手动脚。他第一次对张露萍不轨时，张露萍毫不犹豫地扇了他两个耳光，并大声斥责：“你这个走狗！”
这个举动让周养浩恼羞成怒，他加重了对张露萍的折磨。但张露萍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秘密，也没有出卖任何一个战友。
1945年7月14日凌晨，张露萍和六位战友被押往快活岭刑场。临刑前，她看到战友张蔚林的鞋带散了，俯身为他系好。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七个年轻人齐声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连行刑的士兵都被震撼了。
张露萍牺牲时年仅24岁，她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封信里说：“我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觉得为党和人民做得还太少。”
40年后的清明节，已经白发苍苍的李清终于找到了妻子的遗物。在一个埋在黄土下的搪瓷缸里，他发现了张露萍留下的一缕头发和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写着：“清哥，如果我回不来，你要好好活着。革命一定会胜利，新中国一定会建立。到那时候，你要去看看我们曾经梦想的那个世界。”
这个故事让人思考一个问题：在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这些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是如何传递情报的？他们用过哪些你想象不到的巧妙方法？如果是你，面对生死考验时，会选择坚持还是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