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遍仇恨苏联，是有原因的。就拿阿塞拜疆来说，首都巴库市观景台核心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遍仇恨苏联，是有原因的。就拿阿塞拜疆来说，首都巴库市观景台核心位置是长明之火，用来纪念1990年2月阿塞拜疆独立运动中被苏军杀死的抗议者，旁边的公园里埋的就是当时的死难者，每天都有人献花。 那团火，一直在燃。不论风雨昼夜，哪怕气温零下几十度，它也不曾熄灭。站在那片高地上，俯瞰整个巴库城时，仿佛能感受到火焰下埋藏的愤怒。烈士墓一排接一排，石碑上镌刻的不是将军，而是大学生、工人、普通市民。他们不是战场上倒下的士兵，而是被自己的国家——那个名叫苏联的庞然巨兽，用坦克、枪炮碾碎的抗议者。 这一切并不是突然爆发的。在更早之前，阿塞拜疆人就已经积累了太多怨气。民族认同被压制，语言被边缘，经济资源长期被巴库以外的“中央”掠走，而他们想要说话，却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最初的抗议，只是围绕纳卡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那个阿塞拜疆境内的自治州，一直是阿亚两国争端的焦点。当亚美尼亚方面提出将其并入本国时，阿塞拜疆民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 游行迅速蔓延。自由广场人山人海，年轻人高举标语，老人手捧照片，要求中央政府给出回应。起初只是和平请愿，但很快局势失控。一部分示威者开始拆毁苏联象征的雕像，有人袭击苏共地方党部，有人公开焚烧红旗。空气中弥漫的不只是怒火，还有彻底决裂的情绪。苏联当局开始紧张，巴库局势被列入最高级别处理。 戈尔巴乔夫下令出兵。精锐部队从北高加索调动，坦克、装甲车、步兵夜间进城。行动代号保密，民众毫无准备。1990年1月19日深夜，巴库全城停电。随后苏军分三路突入城区，封锁通讯、占领广播台，坦克沿主干道推进，对人群无差别开火。街道上鲜血横流，汽车被压成废铁，住宅窗户被子弹打穿。那一夜，至少130人当场死亡，更多人重伤，现场惨烈到连军医都说“不忍多看”。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城市已然变色。几十万市民聚集在自由广场，自发组成送葬队伍，护送死者遗体前往巴库南山上的高地公园。他们不喊口号，也不再举旗帜。沉默成了最强烈的控诉。这一行为没有组织者，却异常有序。那天晚上，高地上升起了第一缕烟火，也就是后来“烈士路”的起点。 这些死者不再只是抗议者，而成了民族的象征。他们的葬礼就是对苏联统治的公开告别。从那以后，烈士路不断扩建，逝者不断增多。从黑色一月的死难者，到纳卡战争的阵亡士兵，阿塞拜疆把所有的痛苦与牺牲都集中埋在这一处。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个民族的哀悼，被集中塑造成一块块墓碑。 但阿塞拜疆人不满足于哀悼。他们要复仇，要独立。黑色一月之后，政府内部出现裂缝。很多地方党干部辞职，有的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军事镇压。中央权威开始动摇，本地民族主义力量趁机崛起。报刊上开始刊登被禁言已久的民族诗人作品，电台里传来本土音乐，连课堂上也开始教授历史中被掩盖的章节。整个国家的神经，从恐惧转向奋起。 烈士路也不再是悲伤的象征，而成了鼓舞士气的战场。1994年后，阿利耶夫家族掌权，推动烈士路全面升级。他们修建纪念碑，点燃常燃之火，请来艺术家设计八角星座与透明穹顶。这不是普通的纪念，而是一次强烈的国家认同重塑。它告诉人民，那场屠杀不能被遗忘，那些血不能白流。 这团火，于1998年正式点燃，自此再也没有熄灭过。每年1月20日，整个国家进入默哀日，列车停运，商场暂停营业，电视台全天播放纪念节目。孩子被带到烈士路看碑文，老人会在碑前留下鲜花。这个国家用实际行动记住了历史。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把它写进日历、刻进城市、烙进每个人的日常。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阿塞拜疆，你几乎见不到苏联的痕迹。街头不再有列宁像，纪念馆不展苏军功绩，甚至很多苏联时期建筑也被悄然拆除。他们不想遗忘，但更不愿被代表。他们用一场血火洗礼，从“加盟共和国”变成“主权国家”，从“被统治者”变成历史的书写者。 而那团火，依旧在燃。照亮的不只是墓碑和山岗，更是整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走过屠戮、沉默、觉醒、抗争，最终在烈士路尽头，走出属于自己的未来。阿塞拜疆人记得血，也记得火。更重要的是，他们让下一代也无法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