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一个青年人在海参崴的船只和码头上做劳工9年后，决定回自己的山东老家。他把攒下的银元缝到棉袄中，可能是不舍得花钱坐火车，或者是军阀混战年代火车并不安全，他选择了步行9个月回家乡。 1921年，山东闹灾，地都龟了皮，地里连老鼠都饿死。 父亲病倒，娘哭着给他缝了个小布包，说：“出去混饭吃，能活就回来”，他跟着一拨人从青岛坐船去大连，又换船上了苏联的码头。 下船第一天就看到两个人冻死在岸边，脖子上挂着破麻绳，一看就是昨天夜里绊倒后没人管，直接冻死的。 活着靠力气，海参崴的港口要搬箱子、扛原木、挑煤袋子。 一天十二个小时，手上冻得起泡，脚底磨出血，没人多问一句你姓什么。 有时候工头没钱发工资，就发半条硬面包，一点咸鱼，一周结一次工钱，有就发，没有就拖。碰到俄国人吵架，华工就成了出气筒，一拳打倒在地，再踩两脚，没人管。 银元不好攒，一枚枚全是命换的，住的地方叫“黄俄村”，其实就是棚户区，一排排石头垒出来的小屋。 冬天水管冻裂，屋里烧炉子，睡觉得把鞋绑在脚上，不然一早脱不下来。 下雪天也不歇工，卸船的绳子结冰，手一拉掉块肉，没人上药，只有热水泡泡，泡完手就抹点酒精，再干。 他就这样活了九年，九年没生病、没打架、没丢命，有人劝他留下，说在这边娶个朝鲜女人，日子也能过。 他摇头。他要回家。银元攒得差不多了，命也还在。是时候走了。 1929年，中东铁路出事，俄国人和东北军打了一仗，铁路一停，火车全线瘫痪，满洲城镇断粮，治安也开始乱。 坐火车的人，不是被抢就是被撕票。日本人搞南满铁路，车票贵、查得紧，不认华工身份，抓到就扔下车。 他不敢赌这条命。他选择徒步回家，走陆路，慢一点，但活得踏实，把银元缝进棉袄夹层，用线封死，一边缝一边数。 缝的时候手有点抖，因为那些银子是他命根子。一旦丢了，就等于白干九年。 第一站是绥芬河。他跟着一队贩盐的商队混进去，白天走、晚上藏。 过黑河那段，踩着冰面过河，冰太薄，一脚踩裂，鞋全湿了，晚上脱鞋的时候，袜子冻得像砖，得用刀子撬。 快到牡丹江的时候，饿了三天。嘴唇裂开，牙齿松动。 进了个破庙，庙里没神像，只有一尊倒着的菩萨脑袋。他靠着菩萨睡了一夜，第二天有人进庙烧纸，他就帮着挑水，换了一碗稀饭。 路过锦州，正赶上战事。东北军和奉军在抢粮。 村子都空了，鸡狗都没影。他躲在庄稼地里，看着几个兵拿枪搜人，问是不是间谍。他不敢动，一动可能就被当场打死。那一晚他趴在地里，一动不动，直到天亮。 到了热河，天突然降雪。他裹着衣服躲在山洞里，三天三夜没下山。棉袄里全是霜，银元贴在皮肤上冰得生疼。他不敢脱衣服，怕银子掉出来；不敢生火，怕被人发现。 他走得慢，每天只走三十里。不是腿不行，是饿得快。他不敢吃太饱，也不能饿太狠。村口讨口饭，换点玉米面饼。好几次都遇上了恶狗，一次裤子都被咬破，腿上留了疤。 到达河北那段，他开始害怕。不是怕兵，是怕自己走不到家。身体一天天虚，胃口也变小。再走下去，银子再多也花不出去。 他在保定短暂停了几天，做点挑水换钱的小活。一个姓张的老头说他像是“死过一回的人”。他说不死，活着。老头笑，说：“你能活下来就是硬命。” 临近山东地界的那几天，他加快了脚步。穿过滹沱河、过了阳泉，最后从邢台绕回老家。 那天是夏天，地里有麦香。他看见村头的老槐树还在，井边的水还有响动。 但没人认得他。他瘦得像个皮包骨，说话都有气无力。村里人都惊了，说是哪个逃荒回来的？老会首认出来，说是九年前出门的“王家大儿子”。 王家老太太早就病没了，父亲死在头年，屋子塌了一半。他站在祠堂前不说话，直到一位族叔把他拉进去，说：“既然回来了，就得登上名簿。” 那天晚上他没说一句话，就坐在自己老屋残垣里，把棉袄脱下来，一枚一枚拆银元，总共三十七块，九年工钱，一文未少。 他用这钱修了房，买了牛，赎了地。村里人都传，说他是“从海参崴走回来的汉子”。后来别人再提时，他只说一句话：“没死。” 几十年后，孩子问他银子藏哪，他指着墙角：“砖后头。” 那块砖砸开，是一小包旧布，里头还有五枚银元，一枚一角。 他那一代人很多都去了东北，去海参崴、去伯力、去大连码头，但能走回来的不多。有的死在路上，有的病死火车上，有的连骨灰都没人带回。 他能回来，是靠命，也靠一双腿，靠不敢信别人的戒心，靠不吃多一口的谨慎，靠一针一线缝进棉衣的狠劲。 他一辈子没再出过村。老了之后，屋后种了几棵树。 别人问他年轻时候是不是吃过大苦，他咧嘴一笑，说：“我从俄国走回来过。你说苦不苦？” 参考资料： 周锡瑞.《逃亡与谋生：20世纪初期远东华工史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