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天，身处莫斯科的刘亚楼，从一位战友口中得知，自己在延安的妻子员凌漪改嫁给了别人。刘亚楼听后，犹如晴天霹雳，顿觉天塌地陷，自己在苏联也没多久，她在家里怎么就改嫁了呢？ 他想起 1937 年离开延安时，员凌漪把绣着红星的手帕塞进他行囊。黄土坡上的风卷着她的蓝布褂子，她说：“等你回来教娃打枪。” 那时他们的儿子才刚会叫爹，现在怕是早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伏龙芝的课堂上，他总把战术地图上的等高线，看成陕北的山梁，恍惚间能听见员凌漪在窑洞前喊他吃饭。 消息传来的那个星期，刘亚楼把自己关在宿舍。同屋的苏联学员以为他生了病，送来的黑面包原封不动摆在桌上。 他翻开日记本，扉页上员凌漪的字迹被泪水洇开：“革命胜利那天，咱全家去天安门。” 窗外的克里姆林宫尖顶在暮色里闪着光，他突然抓起军帽冲向教室。 黑板上的 “大纵深作战理论” 还没擦，粉笔灰在灯光里飘，像极了延安窑洞的炊烟。 后来他才从老乡口中得知，延安盛传他在苏联牺牲的消息。员凌漪抱着孩子在窑洞门口等了两年，日军扫荡时躲进山洞，孩子发着高烧没药治，是后来的丈夫背着去镇上找的郎中。 “她也是没办法。” 刘亚楼在给战友的信里写道，笔尖在 “没办法” 三个字上顿了又顿，墨水晕染开来，像滴落在雪地的血。 伏龙芝的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他把所有的痛苦都啃进军事典籍里，笔记做得比谁都认真。 有次讨论 “空中协同战术”，他提出的观点让苏联教官频频点头，可没人知道，他是把对家人的思念，都转化成了对 “胜利” 的渴望。 1940 年他与苏丽娃结婚时，特意在婚礼上摆了盆从中国带去的仙人掌 —— 那是员凌漪最喜欢的植物，说它 “在石头缝里都能活”。 1945 年回国时，刘亚楼带回的除了军事地图，还有翟云英织的毛衣。 这个在苏联出生的中国姑娘，懂他深夜翻看旧照片时的沉默，也支持他把全部精力投入空军建设。 开国大典那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下，看着自己亲手组建的空军编队飞过广场，突然想起员凌漪说过的 “天安门”，眼眶一下子就湿了。 后来有人在他办公室发现个上锁的抽屉，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半块绣着红星的手帕，儿子幼时的虎头鞋，还有张泛黄的延安地图。 1965 年他病重时，翟云英给他读报，读到 “空军某部击落敌机”，他突然睁开眼，喃喃道：“告诉娃，爹没辜负他娘的期望。” 刘亚楼的墓碑前，常年放着空军模型和一束野菊花。有人说那是员凌漪的后人送来的，也有人说是他的飞行员战友摆的。 风掠过墓碑，仿佛还能听见 1939 年那个秋天，莫斯科的白桦树下，一个中国军人把思念咬碎在齿间，然后转身走向更辽阔的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