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刚说：“当年全世界都不认可我的表演，觉得我不男不女，只有一个男人看到我的不容易，愿意伸出双手扶我一把，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
一、戏服里的冰碴子，砸在北漂的后台
2000年初的北京，冬夜的风裹着沙子。
李玉刚蹲在歌舞厅后台，手里攥着被扯破的水袖。刚才台上的起哄声还在耳朵里转——“人妖！”“滚下去！”，唾沫星子溅在脸上，凉得像冰。
他刚把戏服脱下来，绸缎料子上还留着汗味。有个跑场的歌手路过，瞥了眼他的戏服，嗤笑一声：“穿成这样，不挨骂才怪。”
李玉刚没吭声，把水袖往包里塞。布料摩擦的沙沙声，盖不住心里的酸。来北京三年，他总在这种场子跑，反串表演要么被哄下台，要么被当成玩笑，连调音师都懒得搭理他。
那天音响又出了问题，伴奏卡得像破锣。他对着调音台喊了两声，那人头都没抬，只顾着跟旁边的舞女说笑。李玉刚咬着牙唱完，下台时差点被电线绊倒，戏服的裙摆刮出个口子。
“刚子，下周那活儿被抢了。”经纪人打电话来，语气敷衍，“人家找了个唱通俗的，说你这风格太怪。”
李玉刚挂了电话，蹲在地上数地砖。三十五块，从后台门口数到化妆镜前。口袋里的饼早就凉透了，咬一口，干得剌嗓子。他想起老家的爹娘，当初说要出来唱戏，他们眼里的担忧，现在全变成了现实。
后台的灯忽明忽暗，照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摸着戏服上绣的牡丹，针脚被磨得发亮，那是他攒了三个月工资做的，现在看着，像朵开败了的花。
二、休息室的暖壶，泡着半世纪的疼
第一次见杨少华，是在天津的一个小剧场。
李玉刚刚被观众哄下来，脸上还带着巴掌印——有个醉汉嫌他“不男不女”，跳上台就扇了他一下。他捂着脸往后台走，撞见个穿中山装的老爷子，头发白了大半，眼睛却亮得很。
“孩子，疼不？”老爷子递过块热毛巾，毛巾上带着肥皂味，“我刚才在台下看了，你身段不错，就是底气差了点。”
这是杨少华，那会儿已经是相声界的前辈，常来小剧场溜达。他拉着李玉刚往自己的休息室走，门一推开，一股茶叶香扑面而来。
“坐，喝口茶。”杨少华给搪瓷缸子倒满热水，缸子上印的“劳动模范”都快磨没了，“我年轻时候也被人骂过，说我嘴笨，不适合说相声，上台腿都打哆嗦。”
李玉刚捧着热茶，手还是抖的。休息室不大，摆着张折叠床，墙上贴着手写的段子，字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认真。
“您……您不觉得我怪吗？”他小声问，怕被嫌弃。
杨少华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花：“怪啥？唱戏的，能把活儿练好，让观众记住，就是本事。”他指着墙角的音响，“你那伴奏不对，我让我儿子杨议给你调调，他懂这个。”
杨议很快就来了，摆弄着调音台，嘴里嘟囔：“刚子哥这嗓子，得配个清亮的调子，别用那破锣似的伴奏。”
那天晚上，李玉刚在杨少华的休息室待了半宿。老爷子给他讲自己跑码头的日子，说有回在乡下演出，台下扔烂白菜，他捡起来擦了擦，接着说，“观众是上帝，也是孩子，得慢慢哄。”
后来李玉刚的演出又被抢了，杨少华听说了，拍着桌子要去找那人理论：“这叫什么事？欺负小辈！”
李玉刚拉住他，眼圈红了：“杨大爷，算了，这是我命。”
杨少华叹了口气，没再坚持，只是摸了摸他的头，手上的茧子蹭得他耳朵痒痒的：“行，你想自己扛就扛着，但记住，命硬不硬，得自己说了算。”
从那以后，杨少华总找李玉刚聊天，有时是在后台递个热馒头，有时是打电话说“我听了段新调子，适合你”，他讲的奋斗故事，比课本里的还实在，像给李玉刚心里点了盏灯。
三、天津的糖堆儿，裹着十年的甜
李玉刚火起来那天，第一时间给杨少华打了电话。
“大爷，我上春晚了！”他对着电话喊，声音抖得厉害，后台的掌声都快把听筒震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杨少华的笑声，带着点哽咽：“好小子，我就知道你能行！”
从那以后，每次到天津演出，李玉刚再忙都要绕到杨少华家。拎着两串糖堆儿，是老爷子爱吃的，山楂裹着厚厚的糖霜，咬一口能粘住牙。
杨少华家在老胡同里，门是红漆的，掉了块漆皮，李玉刚闭着眼都能摸到。老爷子总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搓着核桃，见他来就喊：“快坐，刚沏的茶！”
“大爷，您尝尝这个，新开的店，糖霜厚。”李玉刚把糖堆儿递过去，看着老爷子眯着眼啃，糖渣掉在胡子上，像沾了层雪。
“还记得不？你刚北漂那会儿，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杨少华放下糖堆儿，拿起桌上的相册，指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我年轻时在小剧场后台，跟你现在多像，眼里有股劲儿。”
李玉刚凑过去看，照片上的杨少华穿着长衫，站在斑驳的墙前，眼神里的倔强，跟自己当年一模一样。
“后来我总琢磨，您当初为啥帮我？”有回李玉刚忍不住问，手里剥着橘子，把瓣儿递到老爷子手里。
杨少华没直接答，慢悠悠地说：“我年轻时候受人帮过，知道难的时候，有人搭把手多重要。你这孩子实诚，不耍滑，值得帮。”他拍了拍李玉刚的手，“现在好了，能自己立住了，我就放心了。”
院子里的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像火。李玉刚听着老爷子讲相声界的老故事，说谁当年为了个段子熬了三宿，说谁在台下把观众逗笑了自己先哭了，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落在两人身上，暖融融的。
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前辈提携，是两个在不同时代打拼的人，借着一杯茶、一串糖堆儿，把心里的劲儿传到了一块儿。
四、送别的长街，吹不散糖霜的香
杨少华走那天，天津下着小雨。
李玉刚正在外地录节目，接到电话时，手里的题词板“啪”地掉在地上。他没哭，只是盯着窗外的雨，发了半天愣，然后跟导演说：“对不起，我得走，有急事。”
推掉所有商业活动，订了最早的机票，飞到天津时，雨还没停。他穿着黑外套，站在送别的队伍里，手里攥着串糖堆儿，是按老爷子爱吃的样子买的，糖霜在雨里有点化了，粘在手上，甜甜的，又有点黏。
来的人很多，有相声界的同行，有街坊邻居，有人哭，有人叹气。李玉刚没说话，只是看着灵堂里的照片，老爷子笑得眯着眼，跟每次见他时一样。
他在朋友圈发了段话，没写啥华丽的词，就说：“大爷，一路走好，以后没人跟我抢糖堆儿了。”配图是两人在院子里的合影，石榴树的花落在藤椅上，像撒了把红星星。
出殡那天，李玉刚走在队伍前面，雨打在脸上，凉丝丝的。他想起第一次在后台见杨少华，老爷子递来的热毛巾；想起休息室里的热茶，缸子上的“劳动模范”；想起每次去天津，胡同里飘着的糖堆儿香。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像件温暖的戏服，裹着他从寒冬走到春天。
有人问他，相差快五十岁，咋能处得这么亲？
李玉刚望着天津的老胡同，雨停了，阳光从云里钻出来，照在红漆门上的斑驳处。他想起杨少华说过的话：“人与人啊，不在岁数差多少，在心里能不能装着对方的难，记着对方的好。”
胡同口的糖堆儿摊又支起来了，山楂裹着糖霜，在阳光下亮晶晶的。李玉刚买了一串，咬了一口，甜得晃眼，像那年冬天，在休息室里喝的那杯热茶，暖得能化掉心里的冰碴子。
有些情谊，就像这糖堆儿，外面看着普通，咬下去才知道，甜早就裹在了心里，多少年都化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