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来到山西首富乔家，要借10万两白银应急。乔致庸跪倒在地，说：“别说10万，30万都行，但老佛爷得拿一样宝贝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末，庚子国变风雷激荡。八国联军攻破京师门户，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惶西狩，仪仗尽失，一路困顿狼狈。九月，銮驾入山西境，驻跸于祁县。彼时清室颜面扫地，内帑空虚，沿途供给捉襟见肘，行至山西，窘迫尤甚。 山西巡抚毓贤深知事态艰难，为解朝廷燃眉之急，遂向素以财力雄冠三晋的祁县乔家票号“大德通”、“大德恒”主人乔致庸求援。乔致庸，字仲登，时已年逾古稀，然精神矍铄，执掌乔氏商业帝国数十年，素以目光深远、处事练达著称于商界。 当慈禧急需十万两白银以济行在之用的懿旨辗转传至乔家堡时，乔致庸即刻做出了一个远超预期的决断。他伏地恭敬回禀：“太后圣驾亲临，乃阖省之荣光。乔家愿竭诚报效，莫说十万之数，即三十万两白银，亦当竭力供奉，不敢言借！”此言一出，闻者动容。然乔致庸话锋一转，恳切陈情：“唯斗胆恳求太后恩典，若能赐下御笔翰墨，以为寒门镇宅传家之宝，则乔氏一门感激涕零，永志圣恩！” 慈禧太后正深陷窘境，闻此巨资供奉，无异于久旱逢霖，心中大悦。更兼乔致庸所求并非官职实利，仅一“御笔”虚名，既全了朝廷体面，又解了实需之困。史料虽未详载其当场神态，然据时人笔记及乔家后人口述，慈禧深许乔致庸之“忠义明理”，当即欣然允诺。 数日后，三十万两足色白银自乔家票号源源起运，解赴行在。此巨款如雪中送炭，极大地缓解了西狩队伍的财政困境，保障了皇室一行在晋期间的基本用度与安全。乔致庸此举，既是对朝廷急难的实质援助，亦展现了晋商在危局中对国家命脉的维系之力。 慈禧深感其诚。待局面稍安，她果然未负前言，亲笔挥毫，饱蘸浓墨，写下一个气韵雍容的“福”字，并郑重钤盖了“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朱红玺印。此字笔力沉厚，结构端方，承载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对乔氏一门的特殊恩典。同时，慈禧还额外赏赐了两件珍贵非凡的宫廷器用——一对精巧绝伦的西洋进贡金火车头钟，以及一面光华流转、工艺卓绝的玻璃水银镜。此二物在当时皆为稀世奇珍，寻常富贵之家亦难得一见。 乔致庸恭敬万分地迎回这御笔“福”字及两件厚赐。他深知此“福”字分量之重，远逾所献之三十万白银。它不仅是皇权对乔家忠诚的最高认可，更是一面无形的护身金符。乔致庸旋即延请能工巧匠，选用最上等的木料，将“福”字精心镌刻成碑，镶嵌于乔家大院最为核心、庄严的正厅影壁之上，永为镇宅之宝。那对金火车头钟与玻璃水银镜，亦被供奉于厅堂显要之处，成为乔家无上荣光的象征。 庚子一役，清廷颜面尽失，权威坠地。然慈禧赐予乔家的这方“福”字碑，其意义却超越了皇权衰微的现实。它真实地见证了在帝国倾颓之际，国家机器运转维艰之时，商贾资本所展现出的惊人力量与韧性。晋商票号，凭借其遍布全国的金融网络和雄厚的资本积累，竟能在特定时刻，成为支撑帝国中枢于危墙之下的重要支柱。 乔致庸以巨资换取的，表面是一御笔虚名与两件珍宝，实则是在乱世中为整个乔氏家族求得了一张极其珍贵的政治护符与崇高的社会声望。此后的岁月里，无论时局如何动荡变迁，无论官府势力如何起伏，乔家大院因这方“福”字碑的存在，始终笼罩着一层特殊的保护光环，罕有宵小敢肆意侵扰。直至大清覆亡，民国肇兴，乔家的商业根基虽亦随时代浮沉，但这座深嵌于高墙之上的“福”字碑，始终默默诉说着庚子年那个惊心动魄的秋天，一个商贾家族与帝国最高权力之间那场耐人寻味的交换，以及一个时代权力与财富交织的独特印记。慈禧太后老佛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