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廓告诉李瑗，大王手握数万大军，可以跟李世民一战，李瑗志大才疏，轻信王君廓之言，栽了跟头。 公元626年七月，长安城刚刚经历了血腥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后，立刻派出使者崔敦礼，目标直指北方军事重镇幽州。 幽州的主人是庐江王李瑗，李渊的堂侄。这位皇族宗室手握数万精兵，身边还有一位号称“万人敌”的猛将王君廓。按理说，这样的配置足以让任何政敌忌惮三分。 然而李瑗万万没想到，真正的死神不是来自长安的追兵，而是睡在身边的枕边人，王君廓不仅是他的得力助手，更是他的儿女亲家。两家联姻多年，情同手足。 崔敦礼带着入朝诏书抵达幽州时，李瑗内心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与李建成关系密切，这次入朝很可能有去无回。正在犹豫不决时，王君廓主动找上门来。 “大王与太子关系非比寻常，现在入朝岂不是自投罗网？”王君廓一脸忠诚地分析局势，“不如趁此机会起兵，凭借幽州的地利优势，或许还有转机。”李瑗听了这话心中暗暗叫好，有了王君廓的支持，他觉得胜算大增。于是当即决定扣押朝廷使者，准备起兵造反。 就在李瑗沉浸在造反美梦中时，他的谋士王利涉星夜赶回，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建议，王利涉直言不讳地指出，王君廓此人不可信，应该先下手为强除掉他，再联合突厥和窦建德的旧部。 这个建议让李瑗陷入了两难境地，一边是多年的亲家，一边是信任的谋士，优柔寡断的李瑗最终选择了一个最糟糕的方案：既不杀王君廓，也不完全信任他。 王君廓敏锐地察觉到了李瑗的犹豫。作为久经沙场的老将，他深知在这种政治风暴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与其等待李瑗的审判，不如主动出击。 机会很快来了王君廓以商议军情为名，约见副将王诜，两人在书房密谈时，王君廓突然拔刀，当场刺死了王诜。随后他立刻率兵冲入监狱，释放了被关押的崔敦礼。 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一个时辰，当李瑗得知消息时，大局已定，王君廓已经带兵包围了王府，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 面对昔日亲家的背叛，李瑗彻底崩溃了，他指着王君廓的鼻子破口大骂：“小人！昨天劝我造反的是谁？今天要杀我的又是谁？你这个卖友求荣的小人！” 王君廓面对李瑗的怒骂，连辩解都懒得辩解，他冷冷地下令：“用白绢结束他的痛苦。”就这样，李瑗被活活勒死在自己的王府里。 李瑗的死讯传到长安后，李世民的处理方式更是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仅将李瑗废为庶人，还将李瑗的美貌侧室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这个决定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谏议大夫王珪当面质问李世民：“陛下纳瑗姬为妾，将来史书如何记载？天下人又如何议论？” 李世民听了王珪的谏言，表面上称赞他的直率，但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决定，这件事被记录在《贞观政要》中，成为贞观年间的一桩争议案例。 王君廓的背叛看似突然，实际上有其深层原因。玄武门之变后，所有的地方将领都面临着重新站队的问题。李世民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对于那些曾经支持李建成的人，他的态度并不明朗。 在这种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下，王君廓选择了最直接的自保方式：杀死李瑗，向新皇帝表忠心，这种做法虽然残忍，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是最有效的生存策略。 李瑗的悲剧反映了初唐宗室政治的一个深层问题，这些皇族成员往往因为血缘关系被委以重任，但他们的能力和忠诚度却参差不齐。李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既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也缺乏必要的军事才能。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李瑗的评价一针见血：“瑗以庸质处要地，不亡何待？”一个平庸的人却被安排在重要位置上，不死还等什么呢？ 李瑗案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幽州在李瑗死后被拆分为三个都督府，这个曾经的军事重镇从此失去了往日的威势，北方的军事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场血腥的政治谋杀案，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血缘关系和个人情谊往往不堪一击，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哪怕这个选择会伤害最亲近的人。 李瑗的故事告诉我们，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往往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在那个时代忠诚是一种奢侈品，背叛却是一种生存技能。王君廓的选择虽然卑鄙，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可能是他唯一的出路。 这场发生在1400年前的政治悲剧，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唏嘘不已，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代，权力与人性的博弈都是永恒的主题，而那些被权力裹挟的个体，往往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随波逐流。 《旧唐书》后晋·刘昫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贞观政要》唐·吴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