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一位臣子上奏惹怒了朱元璋，被判死刑，临刑前朱元璋翻阅死囚记录时，看到他的名字，当即心中一惊，上前问这个死囚姓什么？死囚回答后，朱元璋立马赦免死罪，而且免死五次！ 洪武八年九月，南京西市刑场，一个身着白色囚衣的男人即将人头落地，他是监察御史范从文，因为一份奏疏惹怒了朱元璋，奏疏内容很简单：弹劾户部侍郎郭桓贪污，顺带批评皇帝“法度过严”。 监斩官举起令牌准备掷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队锦衣卫冲破人群，朱元璋亲自赶到，皇帝走到断头台前，直视着范从文问道：“尔祖范文正公？”范从文挺直脊梁回答：“正是” 。 朱元璋当场宣布免死五次，这一幕如此戏剧化，以至于让人怀疑是否真实发生，为什么朱元璋会对一个已故两百多年的宋朝官员如此推崇？ 答案要从朱元璋的身世说起，这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人物，骨子里有着浓厚的平民情结，他痛恨贪官污吏，推崇清廉为民的官员，而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好戳中了朱元璋的心窝。 朱元璋曾命翰林院将《岳阳楼记》抄录悬挂在武英殿，还在《御制大诰》中称赞范仲淹是“宋朝第一流人物”。他甚至亲笔题写“先忧后乐”匾额，赐给了范从文。 但这场刑场救人的大戏，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量，洪武年间朱元璋的政治风格极其严苛，胡惟庸案、蓝玉案接连爆发，数万人头落地，整个官场人人自危，士大夫集团对皇权充满恐惧。 在这种背景下赦免范仲淹后人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这等于向天下读书人宣告：我朱元璋虽然严厉，但对忠臣良将的后代还是有恩情的。 范从文拿到免死金牌后，并没有因此收敛，在随后十年里，他先后四次动用这个特权，洪武九年他反对征发民夫修皇陵，认为劳民伤财，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但想起免死承诺，只能作罢。 洪武十一年，他弹劾胡惟庸的党羽，这次直接触碰了朱元璋的政治神经，皇帝再次下令处死，又再次想起那个承诺，洪武十三年，苏州加赋引发民变，范从文上书反对，第三次险些丢命。 洪武十六年，他反对海禁政策，认为会影响沿海百姓生计，第四次被判死刑，每一次朱元璋都在盛怒中想起那个承诺，咬牙切齿地放了他一马。 这四次赦免都没有使用“御笔朱批”，而是通过正常司法程序完成，朱元璋在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际上却在进行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 范从文最终在洪武二十一年病逝，享年62岁，他的墓志铭上写着“五死而不改其志”，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这个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戏剧性，更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复杂面相。 朱元璋作为一代明君，既有雷厉风行的威严，也有尊贤敬士的一面，他对范仲淹的推崇，体现了对理想政治的向往。 这样的极端案例却很少见，一个是心狠手辣的开国皇帝，一个是不怕死的谏臣，两人在权力与道义之间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博弈。 即使在专制制度下，道德力量仍然具有制约权力的可能性，朱元璋明明可以找借口处死范从文，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是专制君主，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道德形象和历史评价。 范仲淹虽然已经去世两百多年，但他的精神影响力却跨越时空，在关键时刻拯救了自己后人的生命。这种文化传承的力量，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古代政治的独特窗口，它让我们看到，在绝对权力面前，个人的坚持和文化的传承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源： 《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 《明实录·太祖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国家人文历史》人民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