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毛主席与一位女性的珍贵合影，对方气质不凡，她是谁？ 毛主席在重庆红岩村接见外宾的一张老照片经常出现在史料展柜里，领袖微笑，旁边一位短发女子神情从容，不少观众都会好奇她到底是谁。 她的名字叫龚澎，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官，也是那段岁月里最闪亮的女性身影之一。 出生在安徽合肥的革命家庭，她的童年总跟枪炮新闻和家国大事挂钩。 父亲龚镇洲参加过辛亥革命，母亲又与黄兴家族相系，家里来客开口闭口都是天下大局。 躲避袁世凯通缉时，全家去过日本，那段日子让她见识到异国课堂和街市，也在心里埋下一句简单的念头：将来一定要让世界听见中国人的声音。 回到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的课表十分洋派，莎士比亚、狄更斯、拉丁语一应俱全，她的英文在那时打下稳定底子。再往后，燕京大学历史系敞开大门，整面书架的世界史和甲骨文拓片摆在眼前，学术的味道和爱国的焦躁同时扑面而来。 北平冬雪下的“一·二九”运动把她推上街头。 站在简易讲台上一口气讲完外敌入侵和国内分裂的危机，声音沙哑也不停，台下同学被她的胆气点燃。运动之后，她递交入党申请，改名“澎”，取“澎湃”之意，打算把自己的青春全部交给翻涌的大时代。 1938年春，她背着书箱去了延安。 黄土高坡风沙大，但学习氛围火热，她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上完课程，又被调到八路军总部做翻译。 英文底子过硬，文件批注干脆清楚，很快引起毛泽东和彭德怀注意。 窑洞里，她把《论持久战》段落口译给外籍记者听，又把秧歌剧小册子缩印配英文发往海外。 那时候，外界对共产党知之甚少，这些小册子成了最早的窗口。 同在总部的刘文华是她的第一次爱情,这个留过德的工程科学生，把诗朗诵得像讲量子力学，她被吸引得不行，两人很快成婚。 遗憾的是，1942年太行山突围时，刘文华因急性盲肠炎去世，年仅二十九岁。 噩耗传来，她在窑洞里握着那封薄薄的电报，一夜之间头发白了几缕。 第二天清晨，她依旧坐进翻译室，文件夹合上又打开，把悲伤塞到最深处。 延安工作告一段落后，她被周恩来派往重庆南方局。 山城雾重，她拎着厚厚公文包在外国记者公寓抛开国府的宣传口径，摆出皖南事变真相，一场场小范围茶叙硬是把共产党抗战的信息送进路透、美联社的稿库。 有位英国记者看她身形纤细，私下感叹：“地下室里长出的最顽强的花。”龚澎只笑，说自己不过是“多背几本字典”的普通人。 就在重庆，她与乔冠华相遇。 乔冠华撰写《国际述评》，观点辛辣又条理清晰，两人对文章互挑错别字，挑着挑着挑出默契。那年深秋，他们在曾家岩的小楼里举行婚礼，布置简单，嘉宾里最显眼的是周恩来。 总理端着茶杯说一句“天作之缘”，全场笑声暖透山城的夜风。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渝谈判，需要一位熟悉外媒、现场能应答的译员。 龚澎就站在他左侧，把领袖关于联合政府、持久和平的论点一字不差传达出去。 那张“毛主席与短发女子”的合影就是在那时留下：长桌一侧是领袖的雄辩气场，另一侧是她的镇定笑意。 1946年，夫妇二人又被派往香港，接触工商界和文化圈，解释内战局势。 她喜欢用小故事破冰，比如拿上海弄堂的邻里琐事比喻国共关系的恩怨，让对方在茶香里听懂复杂局面。 很多原本保持观望的海外舆论，就在这种聊天中过了立场的分水岭。 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典礼那天，她站在观礼台上望着五星红旗升起，往事像胶片闪过：日本课堂的假名、延安窑洞的煤油灯、山城雾里的外事接待，都在那一刻找到了归宿。 新中国需要一整套新闻发布制度，周恩来把这项任务交给她。 外交部新闻司就这样诞生，她是首任司长，也是部长助理席位上唯一的女性。 东交民巷昔日的外国使馆区里，记者们排队等“龚司长”的通稿，感叹这位东方女士最懂得怎样让信息既准确又有温度。 六十年代初，非洲独立国家如雨后春笋，中国需要朋友，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十四国，再次点名龚澎。飞机上，她和翻译组核对行程、推敲每一份声明。 抵达阿尔及利亚，一家电视台想收取高额采访费，她当场用法文回敬：“世界都在播放周总理的画面，贵台若缺席可惜的是观众。”主持人讪讪改口，当晚免费播出了整段采访。 当地报纸第二天评价：“北京来的女士说话带着春风，也带着锋刃。” 快节奏与高压力伴随她大半生,1970年初秋，连日会议后，她在办公室突然头晕，送医确诊脑溢血。 九月二十日凌晨，心电图走成直线。 外交部灯火通明，乔冠华守在病房外攥着手帕，直到天亮也没等到奇迹。 追悼会上，周恩来缓步致辞，哽咽几次停顿，却依旧用平稳声线称她为“外交战线难得的人才”。 费正清在讣告写道：“如果说延安精神有一张女性面孔，那一定属于她。”加拿大记者文幼章回忆，“那朵花在最潮湿的地下室开放，如今香气已随风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