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大伯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那套学区房一年租金是多少？”我有些诧异，问道：“

昨天，大伯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你那套学区房一年租金是多少？”我有些诧异，问道：“你问这个干嘛？”大伯解释说：“你堂哥的小儿子明年要上小学了，我想早点去给他租房子，订住，等半年后上个租户搬走，我们好顺利搬过去。”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了僵，那套房子地段好，紧邻重点小学，现在的租户已经续租了三年，每个月租金6000元，一年就是七万二。可还没等我开口，大伯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咱们都是一家人，租金肯定不能按外面的行情算，你看一个月2000块咋样？就当是帮衬自家侄子了。” 听筒里传来大伯咳嗽的声音，像是故意提醒我他上了年纪。我盯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工作报表，键盘缝隙里还卡着早上匆忙吃剩的面包屑。“大伯，这套房子现在有租客，租期还没到......”我的话被大伯截断：“这不还有半年嘛！你提前跟人家说，都是做生意的，好商量。” 挂断电话后，我翻出和租户的合同。对方是位中学老师，每次交租都很准时，逢年过节还会发消息问候。想着要为了亲戚赶走人家，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正犹豫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你大伯跟你说了吧？都是一家人，能帮就帮。你堂哥这些年不容易，供三个孩子读书，你堂嫂又没工作......” 我捏着手机走到阳台，楼下的玉兰树开得正盛，花瓣却被风吹得七零八落。记忆里，小时候去大伯家拜年，堂哥总把压岁钱攥得紧紧的，生怕我多看一眼。后来我考上大学，大伯在饭桌上冷嘲热讽：“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不如早点打工挣钱。” 第二天，大伯直接找上了门。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一兜皱巴巴的橘子。“孩子，你看大伯都亲自来了。”他把橘子放在茶几上，塑料兜发出刺耳的摩擦声，“2000块真不算少了，隔壁老李家的房子，才租1800。”我看着他指甲缝里的泥垢，突然想起他去年刚给堂哥买了辆二十多万的车。 “大伯，这套房子我还有贷款......”我的话没说完，大伯突然提高了音量：“你一个月工资那么高，还差这点钱？再说了，你现在没孩子，留着学区房也是空着！”他拍着沙发扶手，震得茶几上的玻璃杯嗡嗡作响。 晚上，父亲知道了这事，蹲在院子里抽闷烟。火星在夜色里明明灭灭，“你大伯是有些过分，但都是血脉至亲。你堂哥家确实困难......”我打断他：“困难还买新车？困难还能给小儿子报两万八的钢琴班？”父亲的烟掉在地上，扬起一小团灰。 僵持了半个月，大伯发动了家族群。七大姑八大姨轮番上阵，有的说“年轻人要懂得感恩”，有的说“亲戚之间谈钱伤感情”。堂哥甚至发了条朋友圈：“世态炎凉，连亲堂弟都不肯帮衬。”配图是小侄子在破旧书桌前写作业的照片，桌上摆着半碗咸菜。 我顶着巨大的压力给租客打了电话。没想到对方很爽快：“正好我老婆工作调动，下个月就能搬走。”我愧疚地提出减免一个月租金，他却笑着说：“没关系，谁都有难处。”挂电话前，他突然说：“小杨，我劝你一句，有些情分，别被道德绑架了。” 大伯一家搬进来那天，我去帮忙收拾。堂嫂指挥着搬家工人，看到墙角的旧空调，撇了撇嘴：“这空调制冷不行，换个新的吧。”堂哥在一旁附和：“反正房租这么便宜，换个好点的家电也是应该的。”我攥着钥匙的手青筋暴起，指甲几乎掐进肉里。 住进去不到一个月，大伯打电话说热水器坏了。我赶过去一看，原来是他们把洗澡水开到最大，导致水压过大烧坏了机器。维修师傅报价800，堂哥皱着眉：“这么贵？你认识人，肯定能便宜。”最后，我自掏腰包付了钱。 半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大家聊起房价。当听说我把学区房租给亲戚时，一个做房产中介的同学瞪大了眼睛：“你疯了？那套房子现在市场价能租8000一个月！而且你知道吗，你堂哥在小区业主群里炫耀，说用三分之一的价格拿下了黄金地段的房子，还说你这个堂弟‘人傻钱多’。” 我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发抖，红酒在杯壁上划出扭曲的痕迹。原来，在亲情的幌子下，有些人早已把占便宜当成了理所当然。那天晚上，我站在自家阳台上，看着远处大伯家亮着的灯光，终于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我带着新合同敲响了大伯家的门。“大伯，从下个月起，房租恢复市场价。”我把合同摊在桌上，“如果觉得贵，可以随时搬走。”大伯的脸涨得通红：“你这是赶我们走？有没有把我们当亲戚？”我深吸一口气：“正因为是亲戚，才不该让这份情分变了味。” 半个月后，大伯一家搬走了。临走前，堂嫂把钥匙甩在桌上，嘴里嘟囔着“六亲不认”。我收拾房子时，发现墙面被涂得乱七八糟，地板上还有几道深深的划痕。但这一次，我没有难过，反而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 后来，那套房子又租了出去，租金按时到账。偶尔路过小区，还能听到邻居议论：“听说老杨家那个亲戚，想占便宜没成，灰溜溜搬走了。”我笑笑，继续往前走。有些亲情，就像被蛀空的老树，看似枝繁叶茂，实则不堪一击。而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一方无止境的索取，而是彼此的理解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