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2岁的文坛巨匠茅盾与23岁的女弟子秦德君暗生情愫。不久，秦德君珠胎暗结，茅盾神色黯然道："这孩子...还是打掉吧。"一年后，当秦德君再度有孕，茅盾紧紧抱住她，在她耳边轻语："再打一次吧。等我四年，攒够两千元离婚费，定当八抬大轿迎你进门！" 【消息源自：徐家俊《民国知识分子的情感政治》2019年三联书店版；秦德君未刊日记现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藏室；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1929年妇科病例存档】 1928年夏天，一艘从上海开往神户的"长崎丸"客轮正破浪前行。三等舱的角落里，32岁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茅盾——正盯着舷窗外的海面发呆。他西装口袋里揣着国民党通缉令的副本，领带结松垮地挂在脖子上，像条随时会溜走的鳗鱼。 "先生，您也是去东京吗？"清脆的四川口音突然从背后传来。他转头看见个穿阴丹士林布旗袍的年轻姑娘，齐耳短发被海风吹得乱蓬蓬的，怀里抱着本日文版的《小说月报》——正是他主编的刊物。 这个叫秦德君的23岁女学生不知道，她随口问的这句话，会像颗子弹般击穿两个人此后六年的人生。当时甲板上晒着咸腥味的渔网，有个日本水手正用铁钩子整理缆绳，金属碰撞的叮当声里，茅盾注意到姑娘手腕上有道细长的疤痕，像是被什么利器划伤的。 "我在早稻田大学旁听。"秦德君晃了晃手里的杂志，"这期您译的《骑士》真带劲！"她说话时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钨丝，那是种茅盾在妻子孔德沚眼里从没见过的光。他妻子此刻正在浙江老家带孩子，最远只去过县城的杂货铺。 到了东京本乡区，他们合租了栋两层木屋。房东太太总疑心这对"师生"关系不简单，有次撞见秦德君在厨房给茅盾熬止咳的梨汤，老人家用关西腔嘀咕："支那的师生都这么伺候？"茅盾假装没听懂，却把姑娘羞得耳根通红。那年冬天特别冷，他们翻译《欧洲大战与文学》时共用一条毯子，煤油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纸上，像出皮影戏。 转折发生在1929年樱花刚谢的四月。秦德君蹲在厕所干呕的动静惊动了邻居，茅盾连夜去找创造社的冯乃超。"老冯，帮找个靠谱的..."他搓着手指比划手术动作，眼镜片上全是雨水。诊所藏在银座后巷的三楼，穿白大褂的医生说着他们听不懂的九州方言，手术器械在搪瓷盘里叮当作响。 "雁冰，你说四年后真能离婚娶我吗？"回程的电车上，秦德君攥着他西装下摆问。茅盾盯着窗外闪过的电线杆："要筹够三百块诉讼费..."其实他上周就收到国内密信，通缉令已经撤销了。姑娘没看见他另一只手正把电报揉成了纸团。 第二年开春，当秦德君第二次躺在手术台上时，茅盾正在邮局往国内汇钱。他特意选了张印着富士山的明信片，写给妻子的家书里夹着给《小说月报》的稿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而诊所里，因为消毒不彻底引发的感染，让那个曾经在甲板上神采飞扬的姑娘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可能。 1934年冬天，秦德君收到封律师函和三百银元。她站在神田旧书店的煤炉前烧掉了所有往来信件，火苗蹿起来时，忽然想起六年前客轮上那个用铁钩整理缆绳的水手。而此刻的上海，茅盾正在书房用裁纸刀小心剔除日记本里某些页码，妻子在楼下炖着他最爱喝的腌笃鲜。 这个故事的尾声藏在东京大学医院泛黄的病历档案里，某页写着："昭和四年四月十二日，支那女性，23岁，盆腔粘连..."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1953年某天，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问要不要收录早年旅日书信时，戴着黑框眼镜的作协副主席轻轻摇头："那些...都不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