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当着秦鸿钧妻子的面，把他捆在老虎凳上，边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边在脚下加砖。没想到妻子见后冷冷的说道：“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关系！” 秦鸿钧，是山东沂南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十几岁就参加农会、闹过农民运动，后来因为暴动被抓，差点送命，全家拿光了家底才把他救出来。可这人倔得很，出狱后转身又回组织继续干。后来去苏联学无线电，回来就是搞秘密电台，说白了，这活儿就跟顶风走钢丝一样，失误一次就可能“人没了”。 韩慧如，河北高邑人，家境也不宽裕。早年做小学老师，后来姐姐和姐夫在上海干革命，她被组织派去帮忙。那阵子，家里连米都不够吃，她把身上攒下的银元都拿出来接济，连闹钟、皮大衣都当了。光凭这份劲头，你就知道她不是一般人。 两个人的“革命伴侣”生活，说到底，其实挺苦的。白天韩慧如得去教书，晚上还要做交通员，送情报，半夜帮丈夫放哨。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就怕半夜有急事，得随时准备跑路。儿子上学，都得事先教好，“家里有啥，千万别跟外人多说半句。” 到1949年3月，夫妻俩的秘密电台还是被敌人侦破。深夜十几个特务闯进家门，两口子被一块抓进监狱。敌人想“各个击破”，当着韩慧如的面，给秦鸿钧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脚底下加砖。谁见了都心惊肉跳，但韩慧如偏偏装得冷冰冰的，一句“我们感情不好，死了跟我没关系”，让敌人一下愣住。 这其实就是一场“夫妻合演的绝情戏”。他们明明心疼得不行，为了保护党、保护战友、也保护彼此，硬是演给敌人看。你说狠不狠？可细想想，哪一对夫妻愿意这样“刀子嘴豆腐心”，但特殊的时代，就得有特殊的办法。 再往前翻一点，俩人的经历更是比电视剧还曲折。秦鸿钧这辈子，好像生来就是吃苦的命。16岁参加共产党，1929年就因为组织农民暴动进过牢房，出来后依然坚持革命。后来党内形势紧张，他南下北上找组织，还去过哈尔滨，最后才跟党联系上。 1936年，他被派去苏联学无线电，回国就负责建立秘密电台。秘密电台是干啥的？简单说就是负责党和中央、解放区之间的“千里眼、顺风耳”。这工作危险不说，光设备一响就容易暴露，得随时准备跑路。 韩慧如呢？虽然表面上是个普通女老师，但其实她是姐夫陈为人（老地下党，管中央档案的）的助手。姐姐被抓、姐夫脱不开身，家里全靠她一个人苦撑。家里揭不开锅了，她也没犹豫，什么都能当，哪怕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后来陈为人去世，她还是咬牙留在上海接着干。 后来俩人按组织安排“结婚”，名义上是夫妻，其实是掩护，真真假假，外人根本看不出。工作之外，一起经营糖果店掩护，晚上收发报，白天见人还得笑脸相迎。更难的是，这种紧绷着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你要说不苦，那是骗自己。夫妻之间也会有争执，但每次“外松内紧”，都得共同守住一个信念：不能让敌人有一丝破绽。 环境最难的时候，俩人就吃酱油拌干面，甚至用盐拌面条。家里孩子小，韩慧如就叮嘱他们“放学早回家，别跟同学多说，家里啥都别带外人看。”她自己每天睡前都不脱衣服，随时准备“突发事件”。这些细节听着琐碎，其实全是生死关头的“自保本领”。 到1949年初，国民党保密局加强电台侦查，夫妻俩压力陡增。3月17日那天，电台信号一暴露，两人就已经心里有数。抓捕前，韩慧如一秒不犹豫就给丈夫打了报警信号。最后东西能烧的烧、能藏的藏，夫妻俩都知道，一旦落到敌人手里，最难的不是身体的痛苦，而是怎么守住信仰和底线。 最让人感慨的，就是那场“狠心对峙”。敌人明摆着想从“夫妻情感”这条路突破，谁知道韩慧如不但没掉眼泪，反倒冷着脸说“你们把他打死了，也跟我没关系”。这一句，敌人没想到。按常理讲，夫妻再怎么吵，到生死关头总得说句软话。可韩慧如和秦鸿钧，就是把“装冷漠”演到极致。其实内心里，两个人心疼得不行，甚至私下里还互相嘱咐：“等会儿你可得狠点，别给我留面子。” 敌人一看，夫妻俩不是铁板一块，警惕心就松了点。这给后面的“保密”创造了条件。等到俩人关在一起时，秦鸿钧还用暗语叮嘱妻子：“只要能撑住，不要说。”他们还特意互相“吵架”，韩慧如大声骂丈夫“没良心，干啥革命，害全家受苦！”秦鸿钧还顺水推舟，说自己老婆就是个“不懂事的家庭妇女”。这些台词，哪一句不是刀子割在自己心上。 敌人看着觉得是真的，警戒放松了。事实证明，这一出“夫妻反目”保住了组织、保住了同志，也给韩慧如越狱创造了机会。后来，秦鸿钧牺牲，韩慧如咬牙撑下来，等到了解放才带着战友闯出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她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过苦日子，硬是一分钱不拿国家的抚恤金，说“革命不是为了家里，是为了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