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郭沫若在重庆古玩街闲逛，花10元钱买了个铜老虎，拿回家鉴定后发现：“幸好地摊主不识货，这可是秦始皇调动军队的虎符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是抗战时期，重庆成了大后方，很多文化人都聚集在那里，郭沫若当时也住在重庆，除了写文章、做研究，他还喜欢逛旧货市场，看看有没有有意思的古物，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瞎转悠，走到一个不起眼的小摊前，原本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正准备转身离开时，眼角扫到一个布满灰尘的铜块。 那铜块看起来像个小动物，形状有点像趴着的老虎，他出于好奇拿起来打量了一下，没想到手一动，那东西竟然从中间裂成两半，不过并不是断了，而是原本就做成能分开的结构，这一下把他给惊住了。 郭沫若本来就研究历史，对古代制度也了解得多，他脑子里立马跳出一个念头：不会是传说中调兵用的虎符吧？虎符是古时候皇帝用来控制军队的一种信物，做成老虎的样子，一分为二，一半留给将领，一半放在皇帝那边，要是打仗或者调兵，得把两块对上才行，对不上就不能出兵，这种制度是为了防止将领自己擅自带兵干事，军权只能由皇帝掌握。 这件东西的造型和结构实在太像虎符了，郭沫若没有声张，装作不以为意地和摊主聊了几句，摊主说这是日本飞机轰炸后从废墟里捡来的铜块，看着还挺重，就顺手带来了，摊主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玩意儿，只认定它值点铜钱，所以咬死要价十块。 十块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那年代买米才几分钱一斤，十块都能买一百斤大米了，但郭沫若知道，这东西的价值远不是铜价能衡量的，他咬咬牙，掏出钱买了下来。 回到家里，他立马翻书查资料，用放大镜一点点清理那铜老虎身上的污渍和锈斑，等到金属表面露出来，他看到上面刻了些篆书的字，笔画细致，还有金丝嵌在里面，虽然有些模糊，但大致能辨认出“右在皇帝”、“左在阳陵”这样的字样，他越看越激动，因为这正是秦朝时期虎符的标准格式。 阳陵是秦朝的重要军事要地，在现在陕西高陵一带，这枚符是秦始皇颁给阳陵驻军将领的右半部分，右半说明是皇帝那边持有的，也就是说，他手上这个东西，是两千多年前帝王发兵的凭证。 虎符虽小，长不过九厘米，但制作极精，它是用青铜铸成的趴卧老虎形状，虎身上刻着文字，然后再把金丝嵌进去，最后打磨得光滑细腻，更厉害的是，它的铭文设计得非常巧妙，不管是单独看左边或右边，还是把两半拼在一起看，文字都能完整呈现，这种设计既防伪，又显得极有威严，体现出那个时代对军令制度的严格要求。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为了把军队牢牢控制在中央手中，推行了包括虎符在内的一整套制度，这种兵符制度原本源自周朝，但到了秦朝才真正做到规范化、制度化，虎符的出现，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军队这把门锁，而这把钥匙得皇帝亲自掌控。 阳陵虎符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完整性，还在于它的历史节点，这是秦朝统一后才出现的制度产物，而“皇帝”这个称号本身也是秦始皇首创的，在虎符上刻有“皇帝”二字，说明这不是战国时那种地方将领私制的兵符，而是帝国权力正式运行的产物，是中央集权的重要见证。 事实上，历史上曾经铸造过不少虎符，但历经战乱、朝代更迭，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比如秦杜虎符，是1967年在西安郊区修地时发现的；新郪虎符则更早，在清朝末年被一个古董商从安徽捡到，但后来流落海外，这些虎符虽然各有来历，但都没有阳陵虎符这样保存得这么完整、铭文清晰、制作精良。 阳陵虎符后来被郭沫若收藏了七八年，他不仅自己研究，还写了话剧《虎符》，就是受它启发，新中国成立后，他把包括这枚虎符在内的许多珍贵藏品都无偿捐献给国家，现在，这枚阳陵虎符被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重要的一级文物。 虎符制度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到了汉朝，为了提高安全性，把铭文刻在虎背上，不合符就看不出完整字；唐朝因为皇帝姓李，避讳“虎”字，改成鱼符或兔符；宋代虽然一度恢复了虎符制度，但很快又被元朝改成了虎头牌，后来的调兵制度逐渐走向文书化，虎符也就成了历史。 不过，从这些转变中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尽管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为了控制军权，防止将帅拥兵自重，而阳陵虎符之所以最有代表性，是因为它诞生在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建立之初，是那个制度开始运转的实物见证。 如果郭沫若当年没有在地摊上多看一眼，这枚虎符可能就被当废铜卖了，甚至进了熔炉化掉，十块钱买下的，不只是一个铜老虎，而是一段几乎被时间掩埋的历史，它的存在，不仅让后人得以一窥秦制的严密与精巧，更让我们明白，历史有时并不藏在高楼大厦、图书馆里，而是埋在尘土中，等着被识货的人重新发现。 信息来源：《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秦国兵符制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