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名地主趁敌人聊天时，把绑在树上的地下党放走，新中国成立后地主被抓，临判死刑前高呼：“把当年我救的地下党找来，替我作证！”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那年，天正热，华北地头晒得人眼冒金星，郭良知正蹲在地里给麦苗松土，汗水沿着鬓角流到脖子里，他是地主家的老大，家里有些地，可他这个人跟别的地主不一样，平时手脚勤快，也不和佃户摆谱，谁家断了粮，他总是悄悄送米送面，村里人都说他虽然是地主，但算是个好人。 这天晌午，他正起身直腰，忽然听见远处沙土路上传来吆喝声，那声音不大不小，带着点得意劲儿，他顺着声音望过去，就看见赵元和牵着根麻绳，后头拖着个人，灰布衣裳脏得不成样子，脸上还有淤青，郭良知认得那人，是邻村农会干事朱玉和，平时在村里帮人丈量土地、分粮分地，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得罪人。 赵元和也不是啥好人，原先就是个地痞，后来投了国民党那边，混了个还乡团头头，在乡里横行了一阵子，郭良知看得出来，这回赵元和是抓了朱玉和准备邀功去了，朱玉和是地下党，抓到他可不光是升官发财的事，就连赵这种混混都知道这人身份不一般。 郭良知心里一下子沉了，他自然知道自己身份敏感，平时看得多听得多，可从不掺和这些事，但这一回不一样，他亲眼看见朱玉和嘴角带血，手腕上的麻绳勒出深痕，心里有点过不去，他不是个冲动的人，可那时候他脑子里只转了一个念头——这人要是不救，怕是活不过今晚。 赵元和一路走，一路得意洋洋地跟路人吹嘘，说自己这回立了大功，要去县里领赏，说不定还能捞个什么保安队长当当，走到半道，赵元和碰见熟人，搭上话了，就把朱玉和绑在一棵老槐树上，自己蹲在树荫底下抽烟闲扯。 郭良知没走，他躲在田埂边的草垛后头，眼睛死死盯着那棵树，他默不作声地从腰间摸出一把割麦的镰刀，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他知道自己要是真动了手，那就不只是救人那么简单了，那是拿命在赌。 他猫着腰，趁赵元和说得起劲，悄悄摸到树后头，他动作轻得连蚂蚁都不吓着，镰刀贴着麻绳慢慢割，绳子粗，他手上没多少劲，割得慢，一把汗淌下来，连镰刀柄都滑了，终于，绳子松了，朱玉和没动，他只是低头，眼神里是一种说不清的挣扎，郭良知没说话，只是往庄稼地那边一指，然后原路退回田里，装作继续干活。 不一会儿，朱玉和身形一晃，猛地钻进高粱地里，脚步轻快得像只兔子，赵元和起初没发现，等他回头一看，树下空了，整个人跳起来大骂，他提着枪就追，跑出一里多地，连个人影都没瞧见。 赵元和气得脸发青，回过头来第一眼就看见郭良知，他眼睛一眯，走过来问他有没有见着什么，郭良知一边翻着泥土，一边头也不抬地说自己从头到尾就蹲在地里，哪看得清远处的动静，赵元和气急败坏，想要动手，却又有些犹豫，他知道郭良知有个弟弟在县里当参议员，真要闹起来，自己也讨不了好，他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还狠狠踹了树一脚。 这事之后，郭良知也没和人提起过，他知道自己干的这事儿，别人听了可能说他傻，也可能说他命大，可他心里踏实，只要人救出来了，值。 时间一晃过去几年，新中国成立了，风向变了，地主成了“剥削阶级”，郭良知的身份成了麻烦，那年冬天，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贴了满墙的大字报，说郭良知家祖上几代都是地主，还说他弟弟是旧政府的官，牵扯不清，村口的大槐树下开了公审大会，郭良知被五花大绑押上台，许多他曾帮过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 眼看着他就要被定罪，他忽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句：“朱玉和能作证！我救过他！” 村子一片哗然，工作队也愣了，有人赶紧写信到县里，不出几天，县里来了辆小车，下来一位穿中山装的干部，正是朱玉和，那时候的朱玉和已经是县里的要员，一听说郭良知被抓，立马放下手头的事赶了过来。 朱玉和当着全村人的面写下证明，还叫来了几个当年的目击者作证，说郭良知救了他一命，工作队查了几天，又找到了一把老镰刀，上头还有当年割麻绳留下的小豁口，这些证据铁板钉钉，郭良知被当场释放。 风风雨雨过去，郭良知活到了七十多岁，后来他把那把镰刀捐给了县里的教育基地，说那不是普通的农具，是他一辈子最值当的事的见证。 信息来源：《仪征文史资料》郭良知之子郭自宏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