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美国最小刑犯乔治（14岁）被执行电刑，他被指控杀害两个白人小女孩，行刑前他坐在电椅上，眼神中充满恐惧，不断地表示自己没害人。 1944年6月16日上午，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电椅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个瘦小的黑人少年被押进了这间阴森的房间，他就是乔治·尤尼乌斯·史丁尼，年仅14岁，身高只有153厘米，体重才40公斤。 行刑人员看着眼前这个孩子般的身影，都有些犯难。电椅是按照成年人的体型设计的，对于乔治来说实在太大了。他们不得不临时调整电极的位置，而那个黑色的面罩更是不断从他瘦削的脸庞上滑落。乔治紧紧抱着手中的圣经，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安慰。 ＂我没有害人，我真的没有害人。＂乔治用颤抖的声音反复说着这句话，眼神中满含着恐惧和绝望。然而，房间里的白人官员们对这些话充耳不闻，他们只是机械地准备着行刑程序。 时间倒回到81天前，那个改变了乔治命运的春日。1944年3月23日，克拉伦登郡还是一片祥和的景象，春天的阳光洒在乡间小路上。11岁的贝蒂·珍·宾尼克和8岁的玛丽·艾玛·汤玛士手牵着手，兴高采烈地出门采花。这两个白人小女孩谁也没想到，这会是她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出游。 第二天，当地人在一条水沟里发现了两具幼小的尸体。消息传开后，整个社区都炸开了锅。在那个种族矛盾尖锐的年代，白人女孩的死亡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愤怒的白人居民聚集在一起，急需找到一个出气筒。 很快，矛头指向了史丁尼家。有人说看见两个女孩曾经向乔治和他妹妹询问西番莲花的位置。就这么一个模糊的线索，成了乔治被逮捕的理由。那天夜里，当警察敲响史丁尼家门的时候，全家人都惊呆了。14岁的乔治被几个白人警察带走，家人想要跟上，却被粗暴地推开。 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审讯室里，乔治面对的是几个高大的白人警察。没有律师，没有家人，甚至连一个证人都没有。几个小时后，副警长走出来宣布乔治已经＂招供＂了，声称他因为对两个女孩意图不轨被拒绝后杀害了她们，还说找到了作案工具——一根铁路道钉。 但这些所谓的供词从来没有书面记录，乔治本人也从头到尾否认这些指控。可是在那个黑人毫无话语权的时代，一个14岁少年的辩解又有谁会听呢？ 在1944年4月24日，克拉伦登郡法院里挤满了人。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因为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14岁的黑人少年，而受害者是两个白人女孩。 法庭为乔治指派了一个辩护律师，但这个律师从头到尾没有质询过任何证人，也没有对所谓的证据提出过任何质疑。他的辩护词简单得令人发指，只是说乔治还是个孩子。可问题是，根据当时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14岁就算成年了，这样的辩护根本站不住脚。 陪审团清一色都是白人，他们进入商议室后只用了10分钟就出来了。10分钟，连喝杯茶的时间都不够，就决定了一个14岁孩子的生死。当法官询问是否要上诉时，那个指派的律师竟然说没钱支付上诉费用，直接拒绝了为乔治争取最后机会的权利。 整个审判过程就像一场闹剧。检方拿出的证据只有那份没有书面记录的供词，以及一根所谓的作案工具铁路道钉。可是没有人问这根道钉是在哪里找到的，上面有没有血迹，有没有指纹。这些最基本的调查工作统统没有做。 乔治的家人想要为他辩护，但在那个时代，黑人的声音根本传不到法庭上。更可怕的是，镇上的白人居民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审判还没结束，乔治的父亲就被雇主解雇了，理由很简单——没人愿意雇佣＂杀人犯的父亲＂。史丁尼一家被迫在夜里偷偷逃离家乡，因为他们担心愤怒的白人会对他们实施私刑。 远在外地的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听说了这个案子，他们立刻行动起来，向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发出紧急请愿。组织的负责人在请愿书中写道：＂处决儿童是希特勒才会做的事。＂他们恳求州长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毕竟乔治只是个孩子。 然而，州长对这些请愿置若罔闻。在那个种族隔离严重的南方，一个黑人孩子的生命在很多白人眼中轻如鸿毛。舆论的天平完全倾向了死去的两个白人女孩，没有人关心这个审判程序是否公正，没有人在乎证据是否充分。 时间快进到2014年，距离乔治被处决已经整整70年了。这时候，乔治的兄弟姐妹们已经垂垂老矣，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为弟弟洗刷冤屈的努力。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向法院申请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南卡罗来纳州巡回法院的法官穆伦重新审视了当年的案件卷宗，他震惊地发现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当年的审判＂系统性违背了正当程序＂。那份所谓的供词根本不可信，因为它没有任何书面记录，而且是在没有律师和家人在场的情况下获得的。指派的律师明显没有尽到职责，全白人陪审团的构成本身就存在问题，更别说那草率的10分钟商议了。 2014年12月，在距离乔治被处决70年之后，法院正式宣告他无罪。乔治的妹妹凯瑟琳当时已经80多岁了，她流着眼泪说：＂这是迟来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