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的中国，有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万济国（FranciscoVaro，162

在17世纪的中国，有一位多明我会修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他在汉语语言学的具体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万济国热心投入＂礼仪之争＂的辩论，写出大量论辩性文章和著作。除了与黎玉范等合作写成《中国礼仪研究》一书外，他还用中文写下了四卷本的《主教明证》。但万济国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在汉语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破。 他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语法结构和规律的专著，这部著作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受到国内外汉学家的重视。万济国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分析了官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揭示了汉语语言的内在规律。他采用拉丁语言来解释汉语语法现象，力图寻找两种语言的共通之处，使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汉语的特点。 除了《华语官话语法》，万济国还编写了《汉语官话辞典》《西班牙语与汉语官话双解语法》和《通俗汉语官话辞典》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等多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汉语的风貌。万济国在编纂词典方面也颇有创见，他在词典中不仅收录了书面语词汇，也搜集了口语俗语，力求全面反映汉语语言的实际面貌。 万济国的汉语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发展。他的著作为后来的汉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奠定了西方汉语研究的基础。他采用西方语言来分析汉语，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的先河，促进了中西语言文化的交流。 与万济国同时代的另一位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1618-1686），同样为西方世界认识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闵明我在中国多地长期传教，对中国社会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的代表作《中华帝国历史、政治、伦理及宗教论集》对中国国情作了全方位的介绍，力图为当时衰落的西班牙帝国提供借鉴。 与之前的传教士相比，闵明我对中国的认识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很大提高。他在中国各地生活多年，亲身体验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他的著作更加翔实生动，为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完整的中国形象。尤其是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在闵明我笔下得到了详尽的记述。 万济国和闵明我代表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研究中国的新高度。他们以客观细致的态度，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社会，著书立说，力图向西方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明的面貌。他们的著作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客观公正的态度和严谨求实的研究方法，堪称后世汉学家的典范。 总之，万济国和闵明我以各自的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身处＂礼仪之争＂的漩涡，却能不为教廷和皇权的利益所左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投身汉学研究。尽管身处逆境，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完成著作，这种学术精神和人文关怀，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