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市长陈毅收到抗日烈士谢晋元妻子的来信，信中请求将吴淞路466号的房子赠与她，因为她和67名孤军已无力维持生活，陈毅得知情况后，深感责任，指示道：“谢晋元为抗日牺牲，遗属理应关怀，此房及墓地一并拨给凌维诚居住，相关费用适当减免。” 1927年，那是风云变幻的年代，上海滩纸醉金迷，外滩的霓虹灯映衬着十里洋场的繁华，凌维诚，这位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上海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那个年代的典型名媛，就在一场婚礼上，她遇到了年轻的军官谢晋元，两人相识相知，迅速坠入爱河，1929年，他们举行了婚礼，婚后的小日子过得甜蜜又美满。 然而，生活的平静在那个时代总是短暂的，1936年，抗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国，作为军人的谢晋元深知战争将至，他决定将已经怀孕的凌维诚和几个孩子送回广东老家——这个决定，成为他们夫妻的永别。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谢晋元奉命率领524团一营坚守四行仓库，他们在数倍于己的日军面前，硬是死守了四天四夜，用生命和鲜血诠释了“八百壮士”的顽强精神，这场战斗不仅成为抗战史上的光辉篇章，也让谢晋元的名字刻在了民族的记忆中。 战斗结束后，这些孤军被迫撤退至上海公共租界，然而，他们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而是被缴械软禁在一块狭小的区域中，这就是“孤军营”，面对屈辱的处境，谢晋元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尊严，屡次拒绝敌人的拉拢与威胁。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1941年，谢晋元被汪伪特务刺杀，年仅37岁，消息传到广东乡下的凌维诚耳中，她感觉天都塌了，然而，她知道，自己还有孩子要抚养，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她必须振作起来。 在广东蕉岭，凌维诚的生活艰难得让人难以想象，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她，哪里见过田间地头的劳作？可她硬是咬牙学会了插秧、种地、喂猪，为了一家八口的生计拼尽全力。 她身边的不是亲生的孤儿，就是谢家的老人，凌维诚一边照顾着四个孩子，一边努力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生活的重压让她迅速从娇滴滴的千金小姐，成长为一个坚韧顽强的母亲。 然而，这样的日子里，她从未停止对丈夫和他的战友的牵挂，抗战胜利后，她终于决定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希望在这座曾经熟悉的城市里找到一点生机。 1945年，日本投降，凌维诚带着孩子们重返上海，但她等待的并不是喜悦和安慰，而是无尽的陌生与寒冷，曾经繁华的上海滩，现在显得破败不堪，凌维诚也早已不是那个光鲜的名媛了。 更让她心痛的是，她发现那些曾经在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老兵，如今生活凄凉，流浪街头，更有一些老兵，为了表达对团长谢晋元的敬仰，自发驻守在他的墓地旁，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英雄的怀念。 看到这些，凌维诚的心被刺痛了，她觉得，丈夫的遗志不能就此断绝，她有责任继续守护这些人，虽然自己过得并不好，但她决心要帮助这些孤军找到生存的出路。 凌维诚开始四处奔走，为这些孤军老兵谋求生计，她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工业服务社，生产毛巾、肥皂等日用品，让老兵们有一份工作维持生活，为了筹集启动资金，她卖掉了自己在广东买下的田地，这样的努力，为这些曾经的英雄带来了些许希望。 然而，战争留下的创伤，并非是几个小作坊能够弥补的，老兵们的生活依然困顿，而凌维诚也时刻面对着资金短缺和各种压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个女人撑起整个家庭，还要照顾几十个老兵，难度可想而知。 1949年，上海百废待兴，城市从战争的创伤中逐渐恢复，然而，对于凌维诚和那些孤军老兵来说，生活依然举步维艰，经过几年奔波，她的工业服务社虽然维持了部分人的生计，但缺乏长期的资金支持，孤军的境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走投无路之际，凌维诚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向上海新政府求助，她给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孤军老兵和她一家人的艰难处境，信中字字真切，透着无奈和期望。 陈毅市长看完信后，深受触动，他立即批示，要求妥善安置孤军老兵，并关照谢晋元的家属，这封信成了凌维诚命运的转折点，也为孤军带来了新的曙光。 在陈毅的指示下，上海政府为孤军老兵提供了生活补助，并划拨了一处房产供他们安身，这栋房子正是曾经的孤军营附近，凌维诚和老兵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政府承诺对谢晋元的墓地进行保护，确保这位民族英雄的英灵能够安息，这一决定不仅是对谢晋元个人的尊重，也是对“八百壮士”英勇事迹的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