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解放战争的硝烟已近尾声，大西南成了国共两党角力的最后战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人心惶惶，有人忙着跑路，有人还在做着春秋大梦。 在这乱世漩涡中，川军十六兵团上演了一出精彩绝伦的“三国杀”，孙震，川军大佬，手握重兵，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知道，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军队支持的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 他就像一个老练的棋手，每一步都计划得很周密，把自己信任的人安排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紧紧抓住了军权，董宋珩和孙震是老乡，也是同学，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多年来，董宋珩一直是孙震的得力助手，从副师长做到副总司令，一直勤勤恳恳，但却始终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抗战胜利后，孙震当上了第五绥靖区的司令官，董宋珩又成了他的副手。 更令人寒心的是，在整编47军军长的人选上，孙震力排众议，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孙元良，将董宋珩彻底架空。 在淞沪会战中，他和宋希濂、王敬久一样，是著名的三大德械师长之一，当时非常风光，然而，好景不长，南京保卫战中，他临阵脱逃，声名扫地，被老蒋弃用，这个人身上有不少污点，但因为和孙震的关系，却当上了整编47军的军长，孙震偏爱提拔亲近的人，让很多老兄弟寒了心，董宋珩觉得心里很灰暗，就以养病的理由回到了四川的老家。 然而，孙震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在解放军的猛烈进攻下，孙震辛辛苦苦建立多年的川军十六兵团彻底消失了，他本人，也带着五百两黄金的军费，逃往台湾，留下一个烂摊子。 1949年12月，成都快要解放了，国民党的政权已经不稳定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内，人心惶惶，各怀鬼胎，孙震逃走后，董宋珩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这时候，十六兵团的司令官是孙元良，副司令官是曾甦元，两人表面上相处得还行，但心里其实不合，孙元良是孙震的侄子，仗着这层关系，在兵团内作威作福，根本不把曾甦元放在眼里。 而曾甦元，曾是41军军长，在十六兵团内颇有威望，对孙元良的所作所为，早已心生不满，董宋珩、曾甦元、张宣武、严翊等川军将领，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眼看着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决定率领部队起义，投奔光明。 可是，孙元良却成了起义的最大绊脚石，为了避免与孙元良发生正面冲突，董宋珩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 12月19日，董宋珩以绥署的名义，通知十六兵团各部队前往什邡集结，孙元良发现情况不对劲，就在广汉请十六兵团的师长们吃饭，结果来的没几个，把他气得直跳脚。 21号晚上，41军和47军的主力部队到达了什邡，孙元良带着刚收编的60师的一部分人，也急匆匆地赶到什邡，想阻止起义。 面对孙元良的挑衅，董宋珩保持冷静，下令47军在城外布好防，做好战斗准备，孙元良虽然人多势众，但都是些没见过血的新兵蛋子，根本不敢与47军硬拼，最终灰溜溜地撤回了成都。 为了劝说孙元良不要继续犯错，曾甦元代表十六兵团的主要军官们给孙元良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辞恳切，希望孙元良能认清形势，迷途知返，不过，孙元良不愿意醒悟，最后带着几个心腹跑到了台湾。 12月25日，川鄂边区绥署和十六兵团在什邡宣布起义，董宋珩被任命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 起义后的十六兵团，虽然换上了新旗帜，但部队里还是保留着不少旧军队的习气，为了让十六兵团更快融入人民军队，董宋珩决定从自己做起，戒掉多年的烟瘾，然而，旧军队的积习，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1950年4月，47军125师师长裴元俊，利用官兵对解放军的陌生和恐惧心理，散布谣言，煽动叛乱，杀害了解放军代表，妄图将部队拉到西康，与胡宗南残部会合，解放军得知叛乱消息后，马上行动，把125师给包围了。 考虑到叛乱官兵大都是受蒙蔽，解放军决定围而不打，并派人将正在戒烟的董宋珩从成都接回部队，董宋珩一回到部队，就立即来到125师驻地，和官兵们促膝谈心，说明真相。 看到董宋珩平安无事，官兵们才明白过来，纷纷放下武器，裴元俊的计谋也宣告失败，125师的叛乱给十六兵团敲了警钟，为了彻底改变这支部队，解放军决定把第十六兵团调到苏北，由第三野战军负责训练。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十六兵团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最终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从孙震的权力游戏，到董宋珩的艰难抉择，再到十六兵团的改造新生，这段历史，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三国杀”，充满了权谋、斗争和希望。 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的进程不断向前，顺应潮流的人会成功，违背潮流的人会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