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开国少将钟伟因病住院，大将黄克诚前来看望他，在谈话中，黄克诚问钟伟：“老家还有谁？”钟伟答道：“儿女们都在家里务农，另外还有三个孙子和两个孙女，也都在农村。” 1984年的初夏，一份特别的遗嘱悄然问世，它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内容有多么惊世骇俗，而在于处处彰显着“不”字，这份遗嘱的主人，是被誉为中国“巴顿将军”的开国少将钟伟，遗嘱中写道，去世后不必举行追悼会，不要补发薪金，也不要对子女特殊照顾，只愿将骨灰撒在自己当年起义的地方平江天岳书院。 这份朴实无华的遗嘱，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钟伟将军一生秉持的处世信条，在他的人生辞典里，“不”字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关键词，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翻开这部特别的辞典，映入眼帘的是战场上的“不退”二字，在东北战场上，钟伟将军创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三猛”作风——猛打、猛冲、猛追，1945年，在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开启的过渡期，他率领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向东北进军，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他不退反进，凭借敏锐的军事嗅觉，在阜新和新民之间发现敌军踪迹后，迅速指挥部队展开包抄，以雷霆之势剿灭敌军，速度之快令人叹服。 到了1948年，已是独当一面的钟伟挥师长春，为确保战斗胜利，他亲赴前线勘察地形，发现工事问题随即指出，以老将之姿展现出过人的战术眼光，正是这种不畏强敌、不退反进的战斗作风，为他赢得了赫赫战功。 钟伟将军的“不”字精神，远不止于战场，在生活中，他恪守“不取”之道，即便身居高位，也始终保持着清廉本色，1984年住院期间，昔日部下前来探望，纷纷带来珍贵礼品，但都被他一一谢绝，这种两袖清风的作风，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如一。 最令人动容的是，在临终前，钟伟将军依然心系党和国家，他不仅婉拒了组织的补贴，更是将自己珍藏的物品悉数上交，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许多人噤若寒蝉之际，钟伟将军挺身而出，据理力争，驳斥对彭德怀元帅的不实之词，这一“不”字，虽然为他带来了下放的困境，却彰显出一位革命军人的铮铮铁骨。 钟伟将军的“不”字当关，不是消极的拒绝，而是积极的坚守，这些“不”字背后，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党性原则的坚持，对清廉作风的追求，更是对革命理想的永恒信仰。 作为一位开国少将，他完全可以凭借显赫的军功为子孙谋得安稳富足的生活，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钟伟将军的长子钟来良，在父亲参加革命时仅有八个月大，多年后，父子在长沙重逢，本是天伦之乐，儿子却提出想在城里谋个差事。 这种近乎固执的教育理念，在对待孙辈时更显得鲜明，他的孙子在黑龙江当兵退伍后，本可以留在哈尔滨城里，但钟伟得知后立即给部队领导写信，要求让孙子回乡自谋出路，不仅如此，当两个孙子专程赴京求职时，即便是老战友杨勇提出“让他们在北京挑工作”的好意，钟伟也以“让他们自己成才”为由坚辞不受。 对孙女钟水霞的教导则体现出另一番苦心，当这位年轻的民办教师希望借助爷爷的关系谋得更好的工作时，钟伟不仅没有应允，反而鼓励她走另一条路：通过寒窗苦读考取大学，靠自己的实力改变命运，这份良苦用心，最终让钟水霞以优异成绩考入师范大学。 在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不”字背后，却藏着钟伟将军深思熟虑的教育智慧，他深知，权力的庇护终究是短暂的，唯有让后代靠自己的本事立足社会，才能真正受用终身，正是这种严格的家教，让钟伟的子孙虽然没有过上显贵的生活，却都能够自食其力，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钟伟将军的用人历史上，仅有两次破例：一次是为自己的警卫员安排工作，另一次是为家中保姆谋得一职，这两个特例恰恰印证了他为人处世的准则——不是不近人情，而是秉持公私分明的原则。 1984年夏，当钟伟将军带着他的最后嘱托离世时，他的子孙们或在田间挥汗如雨，或在乡村教书育人，这幅看似普通的画面，却是一位开国将军毕生坚守的最好注脚，他用一个个坚定的“不”字，为后人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