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当了陆军总司令后，对薛岳说：“我来之前，以为南京这帮人都是大才。谁知，尽是些夸夸其谈之辈。”
抗战胜利后，重返广州的余汉谋，本以为广东省主席非他莫属，不料蒋介石大笔一挥，派陈诚的铁杆亲信罗卓英主粤。
余汉谋是粤系元老，老蒋为了安抚他，给了他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5月，老蒋对人事进行大调整，承担兵败之责的陈诚，丢掉了“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的本兼职务，由顾祝同、桂永清分别接任。
顾祝同之前担任的“陆军总司令”由余汉谋接任，因孟良崮战役，被老蒋弃用的汤恩伯，成了新的衢州绥靖公署主任，重掌兵权。
余汉谋之前从未在国民党的“中枢”机构任过职，“陆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对他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可等余汉谋到任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陆军总部”只是“国防部参谋本部”下属的一个机构而已，凡军机大事，都是由新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决定的，更何况上面还有一个喜欢插手指挥的老蒋。
明白了身份的余汉谋，对薛岳说：“我一个兵都调不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也不容我想。”
薛岳苦笑着说：“你觉得我这个参军长，情况能比你好多少呢？”
薛岳和陈诚是保定军校同学，和陈诚交情深厚，因此虽有反蒋的历史，但后来获得老蒋原谅，在抗战中，成为粤系将领中，继张发奎之后，第二个担任战区长官的。
抗战胜利后，薛岳出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但后来因连吃败仗，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先后被撤职。
1949年1月，老蒋在三大战役中，丢失了大部分的军事资本，为了转移矛盾，不得不以退为进，选择下野，将李宗仁推到前台。
老蒋在离开南京前，紧急发表了委任，其中，将薛岳改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改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在老蒋到溪口后，为了进一步拉拢粤系，又让张发奎出任“陆军总司令”。
老蒋的这个职务安排，是耐人寻味的，薛岳属于半个“土木系”的人，和老蒋虽有矛盾，但交情也很深；当年“南天王”陈济棠反蒋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握重兵的余汉谋倒向老蒋。
为了不让桂系插手广东，阻断李宗仁、白崇禧提出的“粤桂联盟”，老蒋特意任用粤系中和桂系不和的薛岳、余汉谋。余汉谋在陈济棠手下任职时，曾率部多次击败过入粤的桂军；薛岳和白崇禧很不对付，多次在公私场合说：“白健生人称小诸葛，但其实不顾大局，目光短浅。”
至于和桂系交好的张发奎，老蒋给他的是有名无实的“陆军总司令”。
老蒋这番调整，可谓老谋深算。在南京解放后，张发奎曾向李宗仁建议，在老蒋到广州视察时，发起兵变，强迫其交出军政大权。李宗仁认为这种做法成功率不高，也太冒失，婉言拒绝。
后来，张发奎在老蒋到广州后，担心遭到报复，辞职跑去香港当了寓公，陆军总司令由黄埔一期、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担任。
试想，张发奎若担任的是余汉谋、薛岳这类有军政权力的要职，指不定就敢抛开桂系，单独对付老蒋的。
武汉解放后，白崇禧撤到湖南，试图将主力部队往广东转移，和粤军合兵一处。余汉谋、薛岳得到消息后，在军政会议上表态，若桂军若敢入粤，粤军就敢缴械。
老蒋乐见余汉谋、薛岳和桂系交恶，便将广州绥靖公署升格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长官，薛岳为副长官兼任海南防守总司令。
军政长官公署相当于之前的“剿总”，像西北、西南、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都是辖几个省的，而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只辖广东一地，可见这个机构，完全是给余汉谋、薛岳特设的。
9月，解放军向广东挺进。余汉谋的华南公署，纸面上的兵力虽有十五万，但各军、师大都是重建或由保安部队改编的，战斗力很差。
余汉谋不想轻易放弃广州，给新任“国防部长”阎锡山去电，提出将从上海撤到台湾的54军调到广州。阎锡山做不了主，去电请示老蒋。
老蒋的十三个“全美械军”，如今只剩第2军、54军，第2军远在川东，仅剩的54军这张“王牌”，老蒋怎么可能放手。
至于本来按原计划进入广州协防的胡琏兵团，早就脚底抹油开溜了。
要不来援军的余汉谋，气得大骂说：“粤汉线千余里，出去守广州的部队，我能调到的部队只有几个师，这仗还怎么打。”
10月12日，余汉谋来到黄沙码头，准备乘船逃往海南，这时参谋长急匆匆跑来向他报告说：“部队建制全乱了，逃兵在十三行抢劫商铺，仓库里的汽油被人放了一把火，现在只剩三成。”
余汉谋叹气说：“罢了，把那批未发的军饷连夜装船运去海南。”
薛岳在海口码头迎接余汉谋时，说：“陈济棠当了海南行署长官后，其旧部在儋州闹事，说要清算你当年吞并他们防区的账。还有人状告你指挥不力，要求查办。”
余汉谋听出了话外之音，几天后主动去电台湾的老蒋请辞，老蒋顺水推舟，撤掉了华南军政长官公署，改委余汉谋为海南行署长官。转了一圈，余汉谋又成了老长官陈济棠的副手，其心情可想而知。
海南解放时，余汉谋逃去了台湾，此后再未担任重要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