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日，北京301医院，一间病房里传来杨尚昆最后一次召开的家庭会议。 他已经病重，说话都得靠气力支撑，可这次他特别坚持，说完一句话后久久地盯着儿女们的眼睛：“我死了，骨灰要送回潼南，和你们四叔合葬。” 没有多余解释，他只交代了这件事，说罢，摆了摆手，示意散会。 谁也没想到，这个决定，竟牵动了中央，牵出了两个兄弟之间跨越七十多年的情义。 杨尚昆出生在四川省潼南县（今属重庆市），是家里老六，他的四哥叫杨尚述，后来被人称为杨暗公。 这个四哥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心气高，还特别聪明。 1912年，清朝刚倒，杨暗公就干了件大事，剪掉辫子，跑去日本留学。 那会儿剪辫子可不是小事，一剪，等于跟旧社会彻底说再见。 在日本，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回国后立刻就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二十年代初，重庆的地下党组织刚起步，杨暗公是最早一批人。 他白天装成教员、商人，晚上带人翻印传单、办夜校。 杨尚昆那时还是个中学生，四哥经常带书给他看，说：“你得懂这个世界怎么运转。”他也听进去，学得快，没多久就接上了组织的线。 1927年春天，局势突变，四川军阀刘湘开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 3月31日，杨暗公在家中被捕，他知道自己躲不过，连夜把重要资料交给组织的人，然后坐在门口抽了根烟，静静等人来。 关进监狱后，他遭了极刑，据当时狱中同伴回忆，他被割舌、断肢，最后被枪决，连尸体都没留下。 行刑那天，他高喊的是：“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街坊们听见声音都吓得躲屋里去了。 噩耗传到苏联莫斯科，那时杨尚昆正在那里留学。 他整个人怔住了，一句话没说，关在宿舍两天。 出来后，他给组织写信：“我要回来，我要干。”从此，他彻底踏上了和四哥一样的路。 此后几十年，杨尚昆辗转苏区、延安、抗日前线、新中国政权的核心。 他当过军委秘书长，也担任过国家主席，在政治风波中起起落落，一直到1987年重新复出，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但不管身在什么位置，他心里一直装着四哥。 1987年，“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他回重庆参加纪念活动。 站在纪念碑前，他没说一句空话，只是低头三鞠躬。 工作人员事后说，那天他眼眶红了一整场。 到了1997年，是四哥遇害七十周年，他又亲自赶回潼南扫墓。 这次，他带了几个孙辈，边走边说：“你们四爷爷走得早，为的是这个国家，以后你们要记得他，不要只记我。” 他自己说得明白：“他是我哥哥，更像我父亲。” 所以到了1998年，躺在医院的他才会留下那句遗嘱，要跟四哥合葬。 没有墓志铭，不要盖特别的房子，也不要立碑说功绩。 他只要求，跟四哥合个坟，做一辈子邻居。 这份遗愿一送到中央，很快就批复了：“立即动工，务必完成。” 1999年3月，潼南县双江镇选定地址，正式启动陵园建设。 位置就设在杨暗公烈士陵园边上，两地只隔着一条小路。 当时地方干部说，这不是一般的“盖个墓”，是政治任务。 工地上日夜赶工，设计图改了七次，既要庄严肃穆，也不能太铺张。 杨家后人专门提了要求：“老爷子生前不要特殊待遇，墓地别修太大。” 最后定下一个三合院结构，主墓低调，周边用松柏环绕，连名字都没写，只在墓碑上刻了“杨尚昆之墓”。 2001年5月18日，安放仪式正式举行，那天清晨，下了点小雨，800多人冒雨赶来。 除了中央来人，还有很多潼南的乡亲，杨尚昆的几个孩子在现场讲了些话，没用稿子，就讲父亲临终时的叮嘱：“他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一生做了多少事，而是还没陪四哥走完这条路。” 骨灰盒被缓缓安放入墓室，旁边摆着一张杨暗公的黑白照片，照片是后人从老屋翻出来修复的，兄弟俩，就这样重聚了。 事后有记者问杨家人：“你们父亲当了一辈子大官，为啥这么朴素？”儿子杨延明只说了一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替四叔活着。” 而陵园，也逐渐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点，潼南中学的学生每年都来扫墓，不少人第一次听说杨暗公这个名字，就是在这里。 有人问，“为什么过去烈士名气小？”有人答，“那是因为他们牺牲太早，没机会留下很多话。” 可他们留下的，不只是话，是人和人之间那种沉甸甸的信任，是不需要宣扬的血脉与信仰。 兄弟俩一个牺牲，一个坚持，走了两条路，却最后在故乡汇合。 不需要说太多，这一生，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