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桌被拍得震天响，向来温和的毛主席突然发火，竟然是因为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1965年的那个夏天，热浪一波接着一波，比高温更让人头疼的是当时农村的医疗状况，药店少，医生更少，农民生病很难得到及时治疗，“小病扛着，大病拖着，没法了才想着去医院”几乎成了普遍现象。
就在那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突然很生气，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鲜明地指出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必须放到农村去，”这样一声怒吼，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情况？
新中国刚刚成立，喜庆气氛还未消散，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立刻显现出来，农村的诊所陈旧破败，医生数量极少，医疗设备也十分简陋，这些构成了当时农村医疗状况的真实写照，绝大部分的优秀医生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得到的医疗经费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城乡差距巨大。
在农村，西医看病花销大，许多农民朋友负担不起，另一方面，所谓的祖传秘方、民间偏方，效果没经过严格验证，反而可能让健康问题变得更严重，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医疗困境。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中央也想了不少办法，他们推广中医，因为中医方法简单，费用不高，农民朋友容易接受，还组织城里的医生到农村去义诊，可惜力量有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毛泽东一直很担心农村的医疗情况，这种担忧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的会议上集中爆发，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他对卫生部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同时强调培养适合农村地区且负担得起的医生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极具意义的思考方向。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各个地方都积极行动起来，尝试各种新方法，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实践特别成功，成为一个榜样，他们快速培训本地农民，让他们变成能看病问药的卫生员，王桂珍就是这批卫生员中最优秀的一个。
她十分努力地学习医学知识，毕业后就背起药箱，一家一户地去农村，为农民们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她还在村子里种草药，建起简易的药房，结合中西医的方法给乡亲们治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赤脚医生”。
黄钰祥医生也为江镇公社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仅给农民看病，还积极地帮助培训当地的卫生员，毫无保留地把医学知识教给他们，帮助他们提升医疗水平。
1968年，《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赤脚医生”的调研报告，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特别指出“赤脚医生就是好，”之后，“赤脚医生”的名号传遍全国，全国各地纷纷开始大规模培训那些“亦农亦医”的赤脚医生，并且在县、公社、大队三个层级构建起了医疗服务体系，赤脚医生们肩挎药箱，走村串户，为数以亿计的农民群众提供了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成为了中国农村医疗发展历程中一道别具特色的风景。
随着“赤脚医生”的出现，一种新的医疗保障模式——合作医疗制度也开始发展起来，湖北省的赤脚医生覃祥官，在总结先前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合作医疗方案，这一方案的推行，为农村居民的健康提供了更加切实可行的保障。
不过，赤脚医生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由于他们接受的专业训练相对简单，面对疑难杂症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后来，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医又一次成为医疗领域的主流，与此同时，农村的公社制度也逐渐瓦解，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赤脚医生这一群体也慢慢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赤脚医生制度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记住，他们过去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付出很多，他们所代表的公平医疗的想法，还有他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应该让我们认真思考，怎样建立更好的农村医疗体系，怎样保障农民朋友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想、认真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