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见沈醉等人。一见到沈醉，总理便笑着说：“沈醉啊，你可把我害惨了，因为你，我好几天没睡好觉啊！我对你的东西太着迷了！”一旁的沈醉听后，有些不好意思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沈醉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1932年，年仅18岁的沈醉来到上海，投靠了他的姐夫余乐醒。 余乐醒当时是军统的重要成员，也曾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在他的引荐下，沈醉很快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 初到上海的沈醉在复兴社担任联络员，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结识了军统局长戴笠。这次会面成为了沈醉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戴笠对这个年轻人格外欣赏，不仅给了他一百元作为见面礼，还许诺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起去南京游玩。在戴笠的提拔下，沈醉迅速在军统系统内崭露头角。 凭借着敏锐的头脑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沈醉很快担任了情报组组长和行动组组长。在上海期间，他曾带队监视过多位进步人士，其中包括著名作家鲁迅。 抗日战争爆发后，沈醉也参与了对日作战。他多次带领特工深入江苏前线，为中国炮兵部队提供情报支持，显示出不俗的军事才能。 1942年，沈醉以28岁的年龄晋升为少将处长，创下了国民党军队系统最年轻将军的记录。这一切都得益于戴笠的信任和栽培。 1946年戴笠在飞机失事中身亡，新任军统局长毛人凤对沈醉极为不满。为避免正面冲突，沈醉主动申请调往云南，担任军统云南站站长。 在云南期间，沈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云南省主席卢汉。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9年底，卢汉决定起义投诚。 在一次例行会议上，沈醉被卢汉扣留。此时的云南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蒋介石命令空军轰炸昆明，李弥和余程万的部队也对昆明发起进攻。 尽管沈醉的部下准备在市内策应，但最终这次反扑以失败告终。卢汉将沈醉等人移交给了解放军，从此沈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战犯生涯。 1949年底，沈醉被关进了战犯管理所，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活。作为前军统特务头子，他的到来引起了管理所内部的高度重视。 最初的日子里，沈醉对周围的一切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注意到管理所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干部截然不同的工作作风。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对待战犯的医疗问题。当时和沈醉同在管理所的杜聿明将军身患多种疾病，管理所立即安排他住院治疗，还专门购买进口药品。 这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让包括沈醉在内的许多战犯感受到了新中国的气度。管理所不仅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还经常组织他们参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在管理所的生活中，沈醉表现出了积极的改造态度。即便身患眼疾，他仍然坚持写作交代材料，详细记录自己在军统期间的所作所为。 在劳动改造方面，沈醉也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先后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挑饭菜组等多个劳动小组，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改造的决心。 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曾经的特务头子在劳动中丝毫不摆架子。他和其他战犯一起劳动，认真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 与此同时，管理所还安排战犯们学习新中国的方针政策。通过系统的学习，沈醉对新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管理所还帮助沈醉联系上了他在香港的亲人，这种人性化的做法让他深受感动。这些举措都让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发展前景。 在日常生活中，沈醉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在管理所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新中国的新认识。 这种积极的改造态度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在对战犯的评估中，沈醉被列入了表现优秀的名单。 最终，作为特务头子的沈醉在第二批战犯特赦名单中获得了新生。 1961年春节后，沈醉在中南海西花厅迎来了一个重要时刻。他见到了曾经被他监视多年的周恩来总理。 在见面时，沈醉坦诚地向周恩来道出了往事。他承认自己曾在上海、重庆、南京等地带领特务，对周恩来进行过监视和跟踪。 周恩来告诉沈醉，那些监视活动从未影响过地下工作，反而让特务们成了他的＂义务随从＂。 在这次会面中，周恩来向沈醉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他希望沈醉能把自己在军统期间的经历详细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 周恩来特别强调，写作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鼓励沈醉不要有任何顾虑，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如实记录下来。 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沈醉开始撰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他把在军统工作期间，特别是跟随戴笠期间的见闻都记录了下来。 在1963年11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沈醉在内的特赦人员。在宴席上，周恩来笑着对沈醉说，他的书让自己着迷到无法入睡。 周恩来指出，虽然他和戴笠曾是重庆的邻居，但他对戴笠的了解仅限于表面。而沈醉的记录则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在获得特赦后，沈醉被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这个岗位让他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历史研究做出贡献。 在之后的岁月里，沈醉一直坚持着写作。他的记录不仅包括军统内部的情况，还包括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