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为忠烈的臣子，死于公元1457年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京师崇文门。 这一天，巍峨的城门外，皇家刽子手正在准备处决一名皇帝钦定的犯人。 这犯人虽然带伽落铐，但步态稳健，神色从容，很显然，他对死亡似乎并不恐惧。 沿街百姓夹道相送，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呜咽声。 远处山峦起伏，烟波浩荡，落日融金，一派河山大好。 这犯人驻足远眺，眼中目光闪动，已然泪湿眼底。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人物。 刽子手手起刀落，一腔热血洒满天际，云层红褐如血，一片萧条和落寞。 这一天，明朝史书上只有寥寥四字的记载： 天下冤之。
于谦的父亲于仁，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 老爷子不追倡优，不追戏子，专门追随一位叫做文天祥的人。 文天祥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名臣，抗元将领，一生忠心为国，悲愤慷慨，气势豪放，是典型的仁人志士。 于仁仰慕文天祥的气节，自己虽然姓于，但却在家里专门供奉了文天祥的牌位，日日焚香诵经，从不间断。 结果这么一来二去，竟闹出一桩十分奇异的坊间谣传。 据说于仁的儿子于谦出生当晚，于仁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绯袍金幞的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先忠肃公年谱》：“吾感汝父子侍奉之诚，顷即为汝之嗣矣。”
我乃南宋文天祥，感怀于你们于家对我的供奉，更欣赏你们于氏祖上一门忠烈，遂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 梦醒不久，于谦就出生了。 这一段记载，并非正史，只是写出来给各位读者朋友们做个分享。 于氏一家，祖籍是在杭州府钱塘县，于谦的祖父在明洪武年间做过工部的主事，父亲于仁素有才学，但无心仕途，于是便在钱塘隐居。 和淡泊致远的父亲不同，于谦同志生来就是一个志向高远，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儿的人。 他和他的父亲于仁一样，都是文天祥的死忠粉，所以在他的年少时代，他时常高悬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在身侧，十几年如一日的参拜。 七岁时，钱塘县里来了个游方和尚，到于府讨要斋饭，得见于家的小公子于谦，不住地发出感叹： 《明史》：“他日救时宰相也。”
这孩子不一般，长大之后是可以拯救世间的人物。 和尚的话，于家并非放在心里，于谦也并不在意，他年少即胸怀壮志，谈不上想要拯救世界，但却总想着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儿。 对出身并不富贵的于谦来说，想要干大事儿，无非是四条路。 其一，是经商。 江浙多富甲，奇商遍天下，如果用心经营商道，便可经商致富，到时富甲一方，可做一个扶贫济困的“小孟尝”。 其二，是务农。 江南气候温润，独得天地之造化，水土养人，更养得出四时风物，如若扎根农业，到时良田千顷，钱粮满仓，想来也蔚为壮观。 其三，是研工。 明初科技繁荣，坊间奇人异士居多，如钻研奇门遁甲，通晓天文地理，也可以名动一方，成为乡间传颂的奇才。 但无论是做生意，做农民还是做手艺人，于谦似乎都不是很感兴趣，他唯一有兴趣的，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致仕。 于谦的理想从一而终，他终生的志向，就是可以成为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读书人，只愿肝脑涂地，报效国家。 而这个理想，很快就得以实现了。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于谦一路科考，最终考中当年辛丑科进士，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名公务员。 永乐皇帝的时代，是名臣辈出的时代，内阁中的大臣们，如杨荣，杨士奇，夏元吉，无不是天纵奇才，响彻世间的名臣，所以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于谦，并没有得到什么重用。 孟子曾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如果要把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磨炼他，让他的意志受到挫折，让他的身体经受疲累，让他挨饿，让他百无聊赖。 于谦有没有读过《孟子》作者无从得知，但上天对他的磨炼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盛况空前的永乐盛世，命运没有给于谦太多机会，它只是轻轻地告诉于谦： 不着急，你要慢慢等待。 这一等，就等到了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 这一年，受封在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举兵叛乱，打算复刻一下自己父亲朱棣的“靖难之役”，把自己的侄子，即宣宗朱瞻基拉下马来，自己当一回皇帝。 宣宗仁慈，实在不忍刀兵相见，于是皇帝打算选派一名御史前往汉王的营中，予以招降。 而这个被选中的人，正是时任御史的于谦。 汉王是个鲁莽粗暴的人，于谦区区一介文臣，深入敌营，实可谓是九死一生。 三军帐中帅旗高挂，宝剑高悬，数万士卒挥戈呐喊，这场面着实让人胆寒。 但对于谦来说，这却只是小场面。 为臣者，但求杀身成仁，不负皇恩，所以此来，生死不惧。 他只身去到汉王的营帐之中，面无惧色，见了汉王更不胆怯，反而高声斥责，正词崭崭，声色震厉，痛斥汉王篡权谋逆，乱臣贼子的行径。 而这个饱经沙场，也算一代枭雄的汉王朱高煦，在于谦如此凌厉的攻势之下，居然跪倒在地，连连称罪。 《明史》：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
由是，在于谦的帮助之下，宣宗朱瞻基不废一兵一卒，就平定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在汉王叛乱中表现出色的于谦被宣宗皇帝所倚重，令他巡抚江西府，而于谦更是不负期望，短短数月，就平反冤案数百起，政绩斐然。 仁宗朱瞻基对于谦十分器重，但他的儿子，即英宗朱祁镇却并不是一个能信任臣子的人。 年轻的小皇帝初登帝位，最为信任的不是大臣，而是一个叫做王振的宦官。 王振，大明王朝初代权宦。 在王振的时代里，皇帝是他的掌上玩物，大臣是他的门下走狗，整个明朝的军政民大权，他一手掌握，堪称滔天的权势。 那时节，君无君威，臣无臣节。 小皇帝朱祁镇唯王振之命是从，王振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王振让他吃苹果，他绝对不吃梨。 帝王尚且如此威仪扫地，朝臣们更多有趋炎附势之态。 京官为求自保，纷纷投身于王振门下，而地方官员为了不被打压，但凡进京，必然要携带厚礼拜访王振，对其予以重贿。 当然了，有臣子屈节，必然也有臣子守节，而当时的守节派代表，正是于谦。 于谦在地方事务繁忙，一年到头，进京奏事没有十回也有八回，但奇了怪了，无论于谦去多少回，每次去总是两手空空，而且从来不去拜访王振。 同僚时常规劝于谦，让他明哲保身，该送礼总是要送礼的，你在地方素来清贫，无钱可送，送点当地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 面对臣僚善意的劝告，于谦不以为然，每次都甩一甩宽大的官服，只轻轻说四个字： 只有清风。 于谦如此做派，王振自然心怀恼怒，于是利用手中权柄，刻意打压，将其逮捕，投入了监狱之中。 王振势力庞大，收拾于谦这样的地方小官，本质上来说，就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但让王振没有想到的是，他收押于谦的行为却在天下间激起了一层厚重的波澜。 《明史》：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
山西，河南两地的百姓们成群结队，赶往京师，跪在宫门前，联名上书，请求释放于谦，朝中更有诸多宗族和官员为于谦伸冤，打抱不平。 可以看得出来，于谦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不是一般的大。 昔日后蜀孟昶举国投降，有蜀中百姓千里相送，今日于谦落难蹲了大狱，更有千万百姓伏地跪拜，以性命担保。 王振迫于压力，只好开释于谦，官复原职。 看来，所谓史书之评价，只能兼听，而人民群众的评价，永远是最为公正的。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于谦卸任地方，调任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 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有感，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人事调动，却成了大明王朝的神来之笔。 因为一年之后，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去瓦剌留学了。 当年七月，蒙古瓦剌部滋扰边境，明朝不厌其烦，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年轻的英宗皇帝带领数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弄了个灰头土脸，折戟沉沙，不仅大明精锐尽丧，朱祁镇本人还被瓦剌人给俘虏了。 战场失利，皇帝被俘虏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北京，京师震动，举国为之震惊。 面对如此巨变，朝廷里的大臣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 所谓商量对策，其实无非是议定是战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