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西南局势风云变幻，蒋介石的中央军、刘湘的川军与长征中的红军，三方势力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却暗流涌动的博弈。 重庆的五月，天气已然闷热，刘湘办公室内，副官送来蒋介石催促追击红军的急电，打破了短暂的平静。刘湘盯着墙上的四川地图，脑海中思绪翻涌。去年六路围攻红军，川军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而蒋介石却趁机派参谋团入驻重庆，妄图掌控川军。如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一线移动，蒋介石又命川军追击，其心思昭然若揭：借红军之手削弱川军，再顺势将四川纳入中央军的掌控范围。 郭勋祺匆匆赶来，他也深知局势严峻。刘湘缓缓开口：“这次追击，别太拼命。”郭勋祺一怔，疑惑道：“总指挥，委员长那边……”刘湘目光坚定：“记住，红军要是没了，咱们的枪杆子也就保不住了。” 刘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辛亥革命后，四川陷入军阀混战，他好不容易脱颖而出，统一四川。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四川觊觎已久，一直想将其纳入直接统治。1934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名为“指导剿匪”，实则是为掌控川军兵权铺路。 此前的广昭战役，川军在前线与红军浴血奋战，胡宗南的中央军却在后方按兵不动，待川军死伤惨重，中央军便想趁机接管川南防务。刘湘明白，蒋介石就是想让川军和红军拼个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翁之利。 对刘湘来说，地盘和军队是他的立身之本。他早年投身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历经沉浮，见惯了军阀的兴衰荣辱，深知一旦失去兵权，自己必将沦为蒋介石的傀儡。1933年“二刘大战”击败刘文辉后，他便定下“外和中央，内修政治”的策略，表面服从南京政府，实则全力保住四川的军政大权。 这次面对红军，刘湘有自己的考量。红军战斗力强劲，川军若全力追击，即便侥幸获胜，也只会让蒋介石更轻易地收编川军；若战败，那更是万劫不复。所以，他决定采取“消极追击”策略。 郭勋祺领会了刘湘的意图，带领模范师开始了这场特殊的“追击”。他们与红军保持三十里左右的距离，白天佯装追击放几枪，晚上宿营时故意留出缺口。红军顺利渡金沙江、过彝族区，川军看似在追，实则在暗中放水。 蒋介石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斥责川军“畏缩不前”，刘湘则回电以“匪势凶悍，我军正在调整部署”“地形复杂，补给困难”等理由推诿责任。实际上，他早已算好，只要红军还在，蒋介石就不敢轻易对川军下手，川军就能在这场复杂的政治棋局中继续生存。 当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川军的防线看似严密，实则漏洞百出。蒋介石派飞机侦察，看到川军阵地稀稀拉拉，气得大发雷霆。但刘湘早有准备，他让郭勋祺在沿途村庄留下粮食和药品，对外宣称“被红军劫走”，既给红军留了生机，又向蒋介石交了差。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湘的“自保”策略，在客观上为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川军全力堵截，红军在大渡河一线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刘湘考虑的是政治利益，红军的存在对他而言，是制衡蒋介石的重要筹码。 1935年10月，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刘湘迎来了蒋介石的问责。但他早有防备，拿出一叠伤亡报告和防区地图，哭诉川军“伤亡惨重、防线吃紧”，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直到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刘湘率川军出川抗日，暂时放下了与蒋介石的恩怨，奔赴抗日战场，践行“抗战到底，始终不渝！一日不将侵略者赶出国门，川军一日誓不还乡！”的誓言 ，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书写了川军抗战的壮丽篇章。 回顾这段历史，刘湘那句“红军要是没了，咱们的枪杆子也就保不住了”，深刻揭示了军阀时代的生存法则。在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博弈中，利益权衡远超意识形态，保存实力才是军阀们的首要考量。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不仅影响了民国时期的军事格局，也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