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0岁的姜黎黎高烧两个月不退，被医院查出来是恶性肿瘤。27岁的汪宝生一夜白头。 1984年深秋的长春，街道两旁的杨树落尽了叶子，冷风卷着碎纸片在马路上打转。长春市肿瘤医院的病房里，30岁的姜黎黎靠在病床上，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曾经圆润的脸庞瘦得凹进去，嘴唇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头发因为长期高烧变得干枯毛糙。床头柜上的搪瓷缸里，泡着汪宝生清晨熬的小米粥，热气袅袅升起，却勾不起她半点食欲。门“吱呀”一声推开，27岁的汪宝生拎着保温桶进来，头顶的白炽灯下，他鬓角的白发格外刺眼，不过是昨夜守了一次病房，发间竟像落了层霜。 姜黎黎的演艺之路，本是带着光的。她从小在沈阳的部队大院长大，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文工团演员，家里的收音机每天播着《白毛女》选段，她跟着哼，唱得比收音机还清楚。1975年，19岁的她在沈阳和平医院当护士，白大褂下总别着个小本子，记录着自己写的歌词。那年长影厂来招演员，她揣着自己抄的《红灯记》唱段去应试，考官让她演一段“护士抢救伤员”，她跪在地上做心肺复苏，膝盖磕在水泥地上也不喊疼，眼里全是戏——就这么成了长影厂的演员，成了那个年代少有的“护士转演员”的佳话。 1980年，她主演《红牡丹》爆红，电影海报贴满全国的宣传栏。她演的侠女红牡丹，骑马射箭、舞刀弄枪，一双凤眼含着英气，成了无数人心中的“银幕女神”。拍马戏时从马上摔下来，她咬着牙说“再来一条”；吊威亚勒得脖子淤血，她笑着对化妆师说“正好省了胭脂”。那时的汪宝生，是长影厂的新秀，在《艳阳天》里演下乡知青，第一次见姜黎黎，是在食堂打饭，她穿着戏里的粗布衫，捧着饭盒蹲在墙角扒饭，吃得香极了，他忍不住多看了两眼，没想到后来合作《鹿鸣湖畔》，戏里演夫妻，戏外成了恋人。 谁也没想到，命运会在1984年按下暂停键。拍完《13号地区》后，姜黎黎总说浑身没劲，以为是累的，直到高烧持续不退，体温表甩到36度，放上五分钟就窜到39度。汪宝生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医院，后座上的她瘦得像片纸，风一吹就会飘走。做活检的那天，他在走廊里来回走，皮鞋把地砖踩得咯吱响，拿到“恶性肿瘤”的诊断书时，手猛地抖了一下，诊断书边角在掌心戳出红印。当晚他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盯着墙上的时钟，分针走了一圈又一圈，天快亮时，同病房的阿姨惊呼：“小伙子，你头发怎么白了？” 病房里的日子，像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姜黎黎吃不下饭，汪宝生就把小米粥熬得稀烂，用汤匙一点点喂，有时她咽不下去，米汤顺着嘴角流到脖子，他就用温毛巾轻轻擦。夜里她疼得睡不着，他就坐在床边，给她讲小时候在鞍山的故事，讲他怎么偷偷去河里游泳，讲他第一次拿到剧本时的紧张。讲到天亮，他的声音哑了，她终于眯了一会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指尖触到一片冰凉的白。 最艰难的是抉择时刻。医生说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风险极大，问家属意见时，汪宝生盯着手术同意书上的“可能下不了手术台”，笔在手里转了三圈。旁边的护士小声提醒：“你们还没结婚，按规定……”他突然抬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我签，出了事我担着。”那是1984年12月，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他在同意书上写下“汪宝生”三个字，字迹比平时粗了一倍，像要把所有的勇气都刻进纸里。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汪宝生靠在手术室门口的墙上，盯着头顶忽明忽暗的指示灯，突然想起三年前在片场，姜黎黎教他骑马，他摔下来蹭破了胳膊，她笑着递过创可贴：“大男人还怕疼？”现在轮到他怕了，怕再也听不到她的笑，怕再也看不到她在银幕上策马扬鞭。当医生推着手术室的门出来，说“肿瘤是良性的，切干净了”，他腿一软跪在地上，眼泪砸在水磨石地面上，惊起一阵回声。 1985年春天，姜黎黎出院了。汪宝生骑着自行车带她回家，她坐在后座，双手环着他的腰，摸到他毛衣下突出的肩胛骨——这半年他瘦了二十斤。路过人民广场时，她指着宣传栏上自己的电影海报：“等我好了，还能拍吗？”他鼻子一酸，却笑着说：“当然能，你是红牡丹，烧不尽的。”那年秋天，他们在长影厂的小礼堂结婚，没有婚纱，她穿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他借了套新军装，胸前别着大红花，全厂的同事都来祝贺，有人开玩笑：“宝生这头发白得值，换了个好媳妇。” 婚后的日子，是劫后余生的温暖。姜黎黎复出拍《难忘的中学时光》，汪宝生在剧组当司机，每天接送她上下班；她去外地拍戏，他就写信，一页纸写满家长里短，末尾总加句“注意身体”。1993年，他们有了女儿汪江，姜黎黎抱着孩子说：“咱们这一家子，是从鬼门关里闯出来的。” 如今再看这段往事，打动人心的不仅是爱情的坚韧，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在80年代的演艺圈，没有炒作，没有流量，有的是像姜黎黎这样从护士成长为演员的拼搏，像汪宝生这样在患难中坚守的赤子之心。他们的故事，是一首用苦难谱曲的情歌，每一个音符里，都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爱情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