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4岁的何香凝在逃港途中，被一伙人开枪逼停了船，船长绝望了，何香凝却很镇定地说：“告诉他们何香凝在船上，想劫就来吧。” 1941年12月的香港海面阴云密布，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响彻天际。64岁的何香凝站在“岭南号”渔船的甲板上，望着逐渐模糊的维多利亚港轮廓，心中满是怆然。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遗孀，此刻正带着孙女廖美云，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撤离即将沦陷的香港。谁也没想到，当渔船行至大屿山附近海域时，前方突然出现两艘挂着黑旗的武装快艇，密集的子弹划破夜空，在船身周围激起阵阵水花。 这场惊心动魄的遭遇，看似是何香凝的名字震慑了宵小，实则是她数十年革命生涯积累的声望在乱世中的一次显性投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的名字早已超越了个人范畴，成为反独裁、抗日寇的精神象征。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她强忍悲痛继续投身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是多次发表通电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与宋庆龄等人组建保卫中国大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物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她联名柳亚子等人通电谴责国民党，被蒋介石列入“黑名单”，这才被迫从重庆辗转至香港避难。 在香港的半年里，何香凝住在铜锣湾的一栋小楼里，每日作画义卖支援抗战。她的画室里挂满了松菊、雄狮等意象的画作，落款常题“香凝写于香港沦陷前”，笔锋苍劲如刀，满是对国土沦丧的愤慨。日军攻占香港前，中共中央南方局紧急部署文化界人士撤离，何香凝因身份特殊，成为重点保护对象。地下党原本安排她乘坐英军护卫舰撤离，却因日军封锁港口临时改用渔船，没想到在海上遭遇了这场危机。 何香凝的镇定，源于她对自身价值的清醒认知。那些敢于在战区海域抢劫的武装分子，或许不清楚“何香凝”三个字的具体含义，但一定听过这个名字与“反蒋”“抗日”紧密相连，更知道她背后牵扯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在混沌的战时环境中，任何势力都不愿轻易招惹这样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物——日军想拉拢她粉饰“东亚共荣”，国民党想监视她防止“通共”，就连海盗也明白，劫持何香凝可能引发的后果远超所得利益。 这场海上惊魂，也折射出香港沦陷初期的复杂局势。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随即对香港发起进攻，驻港英军仅抵抗18天便投降。在政权真空的混乱期，各色人等趁机牟利，既有为日军充当鹰犬的汉奸，也有趁火打劫的武装团体。何香凝的渔船之所以能化险为夷，除了声望震慑，还得益于地下党提前在渔民中布置的情报网——当武装快艇靠近时，船长其实已收到暗语提醒，对方可能是“求财不害命”的本地帮派，这才敢赌上一把以名相搏。 何香凝的撤离路线充满艰辛。离开香港后，她在澳门短暂停留，随后经湛江、桂林辗转至重庆。在桂林停留期间，她借住在李宗仁的公馆，每日仍坚持作画，将《虎啸图》《松梅图》等作品送给支持抗战的爱国人士。有人劝她远离政治漩涡，她却指着书桌上的《论持久战》说：“仲恺若在，必与润之先生并肩，我何能独善其身？”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的信念，让她在70岁高龄仍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这段往事，何香凝的临危不乱更显珍贵。在传统观念中，64岁的老妇人理应是需要保护的弱者，但她却以超越性别的勇气与智慧，在乱世中为自己、为孙女、为革命火种劈开一条生路。她的镇定不是鲁莽，而是源于对局势的精准判断——她清楚自己的社会价值是最好的“护身符”，更明白在恐惧面前示弱只会招来更大的危险。这种“以名止戈”的策略，本质上是对自身历史地位的自信，也是对敌人色厉内荏本质的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