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春天，一股革命的热潮正席卷中国大地。风云变幻的时局下，许多文人志士纷纷投身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茅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个春天，东京的樱花落得比往年更早。32岁的茅盾在神户港的轮渡上，望着漫天飞舞的花瓣，突然抓住秦德君的手："阿姐，我们逃到京都去吧。"23岁的彝族姑娘睫毛颤动，她不知道这句私奔的邀约里，裹着多少文人的浪漫想象，又藏着多少怯懦的伏笔。 翻开泛黄的旧报纸，1928年7月的《申报》角落还留着豆腐块大小的社会新闻："留日女轻生，疑为情所困。"没人知道这六号铅字背后，藏着新文化旗手最幽暗的褶皱——他给秦德君买的安眠药瓶盖上，印着"仁丹"广告，正是《子夜》里批判的洋货符号。文学与现实在药瓶上达成荒诞的和解，就像他搂着情人说情话时，口袋里还揣着妻子缝的怀表。 上海四马路的茶楼里，《申报》主编陈景韩捻着胡须冷笑："沈雁冰在东京写《从到东京》，倒把自己从婚姻道德写到温柔乡去了。"租界小报将这段情事编排成连载小说，革命作家顿时沦为鸳鸯蝴蝶派的新素材。更讽刺的是，当秦德君吞下200粒安眠药时，茅盾正在修改《自杀》——那篇痛斥旧社会压迫女性的小说。 乌镇沈家的老宅里，孔德沚把沾着墨渍的衬衣泡进木盆。这个不识字的旧式妻子，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声音，竟比丈夫那些激昂的演讲更经得起岁月捶打。她不知道，丈夫在东瀛写的每封家书，都混着秦德君煮的味噌汤气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终究在传统婚姻的茧房里，把自己缠成了矛盾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