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妻子因为李伯清穷而离婚，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跟了他。 1970年，

1979年妻子因为李伯清穷而离婚，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跟了他。 1970年，李伯清跟一个知青姑娘结了婚，没房没钱，两人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小公房里，墙上涂的白灰都快掉光了。 结婚才两年，孩子就来了，大儿子李静，1971年出生，小儿子李飞，1973年紧跟着到。 问题也来了——黑户，知青是农村户口，结了婚也带不进城，孩子跟着成了“黑户”。 没户口，医院不能报销，学校不能报名，街道不给配粮油票，一家四口活得像躲债的一样。 李伯清在木器厂打工，工资只有29块5毛。 吃饭、交房租、看病、孩子长身体，每一样都要钱，他是长子，老母亲也跟着住进来，五口人，光一个人养，孩子发烧只能拖着，去医院连挂号费都不敢掏。 后来，他实在顶不住了，辞职去拉河沙，没船，靠借，没工具，靠拼。 挣一趟三块五，碰上下雨水涨就没活。干到全身发酸也挣不过生活这堵墙。 家里越穷，火气越大，李伯清开始变得暴躁。老婆受不了了，嘴里念着“哪个哪个都回城了，工资涨了，房子分了”，家里却还是每天煮稀饭。 他拧不过那股劲，几次吵到打架，动手时没轻没重。 1979年，老婆提出离婚，他拦不住，签字前夜喝了半瓶二锅头，写下一首诗，拿一根烟灰笔在饭桌上写的： “满天风雨一腔愁，十载患难心相同。而今相依情何在，耿耿痴心付东流。” 那年，他33岁，啥也没了，只剩一个孩子。 大儿子李静跟着他，小儿子李飞留给了前妻，李伯清把儿子和母亲接出去住，租的屋子墙上发霉，屋顶滴水。 他当时在菜市场蹬三轮，顺便炒菜摆摊，旧裤子改两条，一半给儿子，一半自己穿。 补丁多的自己穿，少的留给娃儿，吃得苦，也咬着牙不求人。 有人劝他再找份厂里的工作，图个稳定，他说：“我心头烦，不想进车间听机器吼。” 后来南下广东打工，那年头没人说“打工潮”这个词，他算是早一批。 工地上睡工棚、吃馒头、背水泥，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有时候晚上做梦还在扛钢管，他说：“人在最惨的时候，看清的都是命。” 也是那时候，他开始琢磨起“讲故事”这回事。 1980年，回到成都后去喝茶，在茶馆听人讲《武松打虎》。 他说一句：“这武松怕老婆。”那边评书艺人当场瞪他一眼：“你来讲嘛！”他真上了台，唠了三分钟，全场笑翻，就这一次，他命运翻了个个儿。 不久后，他拜了周少稷为师，学评书，可他学得快，变得更快。 别人用文言讲三国，他用四川话讲下岗，他说：“评书不能只讲皇帝将军，要讲娃儿读不起书、父母买不起药。” 他整出个新路子，叫“散打评书”，不是那种板板正正、摇头晃脑的讲法，而是拿生活当段子，把锅碗瓢盆都变成伏笔。 一张嘴，七分搞笑三分心酸，说到动情处，笑着笑着观众眼圈就红了。 电视台请他去录节目，摄影师拍着拍着笑到摔倒，“李假打”这外号就传开了，说他动作夸张，说得活。 他把评书讲得像脱口秀，又像哭丧——笑着笑着像是在讲别人，回过神才发现讲的是自己。 他红了，可没飘，用挣来的钱开免费培训班，教一帮年轻人怎么讲好评书。 说：“评书这玩意儿要进时代，不然就跟老木头一个样，干了”，他亲自带队去社区讲、去展演讲，坐公交拉道具，三点起床赶场子。 那时候，他已经和第二任妻子徐茂结婚，这个女人低调，稳。 他出名后各种邀约，她就坐在后台泡茶，不吭声，两人育了一个孩子，生活慢慢走上正轨。 2007年，李伯清突然跑去出家，说要参禅修心，三年后又回来，没说原因，只一句：“尘缘未了。” 再回来时，他头发白了一圈，还是回到评书上来，开始走访小剧场、社区、老年中心，一讲就是两个小时不歇气。 与前妻也不记仇，逢年过节给李飞送点东西，两人打个电话，说说家常。 大儿子李静成了他的搭档，一起演出，一起策划，父子俩走遍四川大小城市，讲遍市井百态。 有人说他是“评书界的郭德纲”，可他不爱听这个说法，他说：“我没他有钱，但我讲的是真事。” 真事讲多了，观众记住的不是故事，是那种穷得要命也不撒手的倔劲儿，笑中带泪的活法儿。 现在听李伯清讲《我爱重庆》《穷棒子翻身》，还是忍不住笑，可笑完了会想：这哥们，是从泥巴里爬出来的。 参考资料： 李伯清，《从李假打到评书王：我的三十年说书路》，成都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