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蒋英在北京逝世，人们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她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有人认为蒋英得到高规格的待遇，是因为她那科学家丈夫钱学森。 北京301医院，2012年2月5日，大雪没下，天却压得低，像沉着一层布。 蒋英走了，93岁，葬礼那天，党旗盖在遗体上，红得刺眼，排场不小，问题立刻来了：这是在给谁送？是女高音蒋英，还是“钱学森夫人”？ 追到现场看——中央音乐学院的人来了大半，李双江、赵登营、朱爱兰排着队进来送别，头发花白，眼圈泛红。 墙上挂满花圈，不少是国家领导人送的，那面党旗，不是摆样子，是标准流程，规格到顶。 有人不服气，说她受这个礼遇是借了钱学森的光。 可真翻翻账本，不说情分，光凭她自己干下来的那摊事，谁也不好意思说没资格。 先说歌唱家这头，1943年，战火正烈，欧洲人都在饿肚子，蒋英却站上了瑞士“鲁辰”万国音乐年会的领奖台。 中国第一个拿下国际声乐冠军的，就是她。那年她才24岁。 金庸听过她唱歌，说“声震屋瓦，气度恢弘”，听起来像夸张，实则不虚。 当时国外媒体写她“高音似钟，中音如玉”，那是唱功真到家。 可是回国之后，她把舞台让了出去，1955年，钱学森回国，她跟着回来，没去歌剧院，没进电台，直接进了中央音乐学院，一干就是40年。 教学比唱歌苦多了，不露脸、不出名，工资还少一截，她编教材、排课、带学生，一板一眼。 《西欧声乐艺术发展史》是她一手写的，谁在音乐学院上过课，绕不开这本书。 说白了，中国古典声乐教学这条路，是她一步一步铺出来的，李双江、吴雁泽这些后来在舞台上出名的，都坐过她的课桌，挨过她的批评。 可这些都不是最硬的事，硬的是，她能唱，但她愿意不唱。 当年从瑞士回来，各路单位都找她演出，待遇开得很高，她说了一句话，外人听来有点不可思议：“中国可以没有歌唱家，但不能没有钱学森。”从此退了，教书，守家。 不是没争吵，钱学森在美国被软禁时，她就陪在身边。他被FBI堵门，她就绕着警察线送饭，送信。 有一回写信，她怕被截查，用儿童笔迹模仿写字，把密信藏进图画本里寄出来，硬是绕过了监控。 回来后，钱学森总说：“没有她，我过不了那关。”不是感情话，是实情。 他搞科研时，蒋英在旁边弹琴，灵感卡住了，她换个调子，问题就解了。 科学家的脑子有时候就这么玄乎，灵光一闪，往往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一段旋律里。 婚姻62年，从战火到归国，从演唱会到讲台，从国际赛场到老北京四合院，蒋英把自己活成了两种人，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战友。 可偏偏外人只记住了后者，什么“钱夫人”“科学家的妻子”，听着顺嘴，却遮住了她一半的人生。 就像很多人只看到党旗，却没看见那面旗下面的人做了什么事。 这事一直有人争，有记者写评论，说“蒋英享受高规格葬礼，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国家英雄”。 但几天后，《人民日报》挂出消息，说她是“献身教育事业的楷模”；中央音乐学院发布悼文，开头第一句是：“她是一位伟大的声乐教育家。”钱学森名字，排在后面。 李双江接受采访，说：“蒋老师带学生不留情面，但下课后一碗面条、一曲琴声，暖人心。严中有慈，这才叫真正的师道。” 到底是谁给谁“抬了身价”？听完这些话，答案就不难了。 很多人不了解蒋英，是因为她太低调、太不爱出头，她一生没搞过演唱专辑，也不上电视，也不在歌坛搅局，安安静静地在讲台上熬，熬成了一段历史。 她身上有种老派知识分子的气——不抢光，不蹭热度，做事干净利落，做人有边有界。 钱学森在中关村搞火箭，她在东城区讲声乐，两人碰头的时间不多，却从没谁抱怨谁，该忍的忍，该让的让。 婚姻不是你成就我，而是我们都各自有光。 62年没闹过一次大动静，蒋英逝世那天，钱学森已经离开三年，墓地并排，石碑上刻着：“一生挚爱，共度风雨。” 站在墓前，有人说，这样的人一生不喧哗，也不辩解，走的时候静悄悄，但留下的，沉得住。 党旗不是装饰，是肯定。 肯定她没唱一辈子的歌，却教会了一代人怎么唱。 肯定她没搞一场科研，却成了科学家最坚实的后盾。 肯定她一生选择了隐身，却早已融进时代的主线。 参考资料： 李立红，《蒋英的歌与教：一个时代的沉音》，《文汇报》，2012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