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3年的一个夏天，婉容皇后隔着纱帐唤来太监孙耀庭，要他伺候冲澡。当皇后解开纱衣，露出雪白的肌肤时，20岁的孙耀庭赶紧低下头，盯着青砖缝里的蚂蚁打转，嗓子眼儿发紧：“回、回皇后，奴才忽然肚子疼得厉害，怕是……怕是伺候不了您了。”说完这话，他脑门儿上的汗珠子直往下掉，也不管婉容啥反应，扭头就往外走。 身后传来婉容的轻笑：“明明不是男人，还害什么羞！”这话像根细针扎在孙耀庭心口上，他咬着嘴唇走到拐角处，才敢伸手按住突突跳的胸口。“太监就不是男人了？”他望着红墙上映着的自己影子，又瘦又小，跟个没长开的孩子似的，可裤腰底下那道永远好不了的疤，时刻提醒着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 说起来，孙耀庭也是苦命人。老家在天津静海，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娘狠下心把他送进宫当太监。那会儿他才十岁，被江湖郎中净了身，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疼得直翻白眼，好不容易醒过来，却听说大清亡了，溥仪退位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刀都挨了，结果宫里不收人了，一家人抱着他哭成一团。 可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1917年，袁世凯复辟，溥仪又在紫禁城做起了“小皇帝”，重新招太监。15岁的孙耀庭，身子已经净了，在民间讨饭都遭人嫌弃，爹娘一咬牙，又托关系把他送进了宫。这回还算顺当，被分到婉容身边当差。要说婉容这人，虽说贵为皇后，可毕竟才十六七岁，性子活泼，没太多架子，有时候还跟底下人开玩笑。有一回听说孙耀庭爱吃馅饼，特意让御膳房做了韭菜鸡蛋馅儿的，差人端给他。他捧着热乎的馅饼，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自打净了身，家里人都觉得他是个“废人”，没想到皇后还记挂着他这点喜好。 可到底是主子和奴才的差别，婉容随口一句话，就能让孙耀庭难受好些天。就说洗澡这事儿，宫里规矩，皇后洗澡得有宫女太监伺候，端水的、递毛巾的、擦身子的，里里外外得七八个人。婉容倒不避讳，换衣服的时候也不叫太监出去，孙耀庭每次进去都得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出。有一回婉容让他试试水温，他刚伸手碰了碰浴桶边，婉容突然笑出声：“你这手比本宫的还细，躲什么呢？难不成怕本宫吃了你？”周围的宫女都抿着嘴笑，他臊得脖子根儿都红了，恨不得把手指头剁下来——咱虽说没了男人的身子，可这张脸还得要啊！ 更让他憋屈的是，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的闲话，说太监身上有股子怪味，是净身后没收拾干净留下的。有一回婉容皱着鼻子说屋里有异味，孙耀庭当时就在跟前，心里头“咯噔”一下，琢磨着准是说自己呢。打那以后，他可着劲儿讲究卫生，五天洗一回澡，宫里没那么方便，就偷偷用铜盆烧热水，里里外外擦个遍，还跟宫女讨雪花膏抹在脖子上、手腕子上，香喷喷的。底下人笑他臭美，他也不反驳，只有自己知道，这是怕主子嫌弃，怕连这点差事都保不住。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年，1924年冯玉祥带兵进了紫禁城，把溥仪和婉容都赶出了宫。孙耀庭跟着主子到了天津租界，可没两年，溥仪又丢下他们跑了。没了宫里的俸禄，他只好回了老家。可老家的兄弟姐妹们嫌他丢人，邻居们背后指指点点，说他是“二胰子”，找个活计都没人敢用。最后没办法，他跟几个老太监抱团，住在北京的兴隆寺里，靠给人抄经、捡废品过日子。冬天没煤烧，就捡点树皮树枝，冻得直打哆嗦；夏天雨水多，屋里漏得跟水帘洞似的，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听说了他们的事儿，给安排了工作。孙耀庭当上了寺庙的管理员，后来还当了会计。他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手都在抖，赶紧买了身新蓝布衫，穿得板板正正的。走在街上，有人跟他打招呼：“老孙，上班去啊？”他挺直了腰板应着，心里头比吃了蜜还甜——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把他当正经人看了。 晚年的时候，孙耀庭常坐在寺门口晒太阳，跟人念叨宫里的事儿。说到婉容，他总是叹口气：“皇后人不坏，就是不懂得咱心里的苦。”有回说起伺候洗澡的事儿，他苦笑着说：“那会儿哪儿是肚子疼啊，是心里头疼。看着她那身子，咱心里头清楚，这辈子都当不了个完整的男人了。”可他也记得婉容赏他馅饼时的笑脸，记得宫里过年时，皇后给底下人发压岁钱，虽说不多，可也是份心意。 老爷子活到1996年，临终前还念叨着：“这辈子啊，遭了不少罪，可也算熬出头了。现在的人啊，都体面地活着，多好。”他走的时候很平静，身上穿着干干净净的青布衫，就像他后半生一直努力活得那样——挺直了腰板，有尊严地活着。 孙耀庭的故事，是旧时代的一道疤，也是一个普通人在困境里挣扎着找回尊严的传奇。他经历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却始终没丢了心里那口气，直到最后，终于活成了一个让人敬重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