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战士在洗衣服，罗荣桓偶然路过，看到一名战士用石头当搓板，拿着衣服在上面猛擦。罗荣桓本没在意，走了两步之后脸色却是一变：“快叫人把他抓起来，枪毙！” 1939年，八路军115师的罗荣桓政委与代师长陈光一同进入山东，参与指挥了樊坝、梁山等地的战斗。 罗荣桓带领部队重创了日伪军。 与此同时，罗荣桓还联合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依托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和滨海地区等地开展游击战，动员民众成立抗日民主政权。 罗荣桓的领导力越来越为人称道。 1941年，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 此时，日伪军在山东的进攻逐渐加强，特别是在1941年，约五万日伪军对鲁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行动。 面对敌人的合围，他准确判断敌情，带领部队巧妙突破敌军重围，成功转移到临沂方向。 几日后，他带领队伍重新返回根据地中心，继续与敌军作战。 这次成功的反击，与罗荣桓对情报的敏锐分析密不可分。 那时，八路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成功获取了一份由日军高级特务机关提供的情报，详细列出了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这份情报几乎涵盖了敌军的全部动态，唯独对东部敌情的描述模糊不清，尤其是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一带的部署不明，未提及敌方坦克、骑兵及装甲部队的存在。 他深知，这份情报不可能仅仅由普通间谍获取。 罗荣桓得出结论：敌人可能是故意将这一关键信息遗漏，诱导我军误判敌情。 在罗荣桓的多次询问下，得知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名为水野清的日本特务。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情报战一直如火如荼。 双方的间谍行动频繁。 八路军深知敌人的狡猾，早早便通过布置地下人员，掌握了大量敌人的动向。 而日军则不甘示弱，也派出不少间谍。 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屡屡受阻，转而加大了对华北及华南的扫荡力度。 为了压制抗日根据地，日军不惜付出巨大代价进行军事行动。 然而，八路军并没有放缓脚步。 相反，他们在彭德怀副司令的领导下，组织了名为百团大战的战役。 战士们四面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摧毁敌人据点。 为此，日军也展开了猛烈报复。 然而，八路军的俘虏政策一向宽容，对待被俘的敌兵采取优待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不得不调派部分驻华兵力支援太平洋战场。 八路军趁机加强了对日军后方的打击。 罗荣桓得知一名日军士兵，带着26名八路军战俘归来，并自愿加入八路军。 他认为这或许是“反战联盟”成功策反的结果。 然而，尽管如此，罗荣桓依然保持警觉。 这名士兵名叫水野清，他身材矮胖，中文说得相当流利。 除了带回26名战俘，他还提供了日军的相关情报。 考虑到这一点，罗荣桓决定暂时接纳水野清，但并未立即批准他加入部队。 很快，八路军根据水野清提供的情报，成功破坏了日军的铜井据点。 最终，罗荣桓批准水野清加入八路军。 然而，自从水野清加入之后，原本，部队能够通过灵活的战术，迅速甩开敌人。 敌人总能精准地追踪到部队行踪。 115师的阵地和所在村庄多次成为日军轰炸机的攻击目标。 日军投弹准确，几乎每次都差一点造成重大损失。 幸亏八路军的侦察员高度警觉，及时做出反应。 这些本不应发生的损失，令罗荣桓政委开始怀疑，部队内部可能存在间谍。 当水野清的行为引起了罗政委的怀疑时，罗政委并没有急于下结论。 他以一种近乎轻描淡写的方式与水野清交谈，故意对他最近的行踪进行询问。 水野清对此的回答既具体又详细。 更令人疑虑的是，他总强调自己今后的余生都将为八路军效力。 八路军的侦察员们被派去监视水野清的日常活动，而水野清每天按时完成训练，工作时严格遵守纪律。 监视人员也开始动摇。 有一天，地下人员从日军占领区带回了一份报纸，上面明确指出水野清“投敌”的消息。 然而，报纸的时机和内容却异常可疑。 每当部队行进到一个岔路口时，水野清总会停下系鞋带。 于是，他进一步指示情报部门加强监控，并对所有外来信件进行彻底检查。 正如罗政委所料，情报员发现，这封信的收件人正是水野清。 罗政委指示将信封重新封好，并故意做出拆过的痕迹，然后将信件归还给水野清。 水野清收到信后，立刻意识到自己已被揭露，决定趁夜逃走。 然而，他试图离开时被迅速捕获。 最终，经过一系列调查，水野清的间谍身份得到了确认。 此后，罗荣桓在1943年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山东的党政军工作。 此时，山东地区的抗日力量达到了最强，罗荣桓麾下的正规军已发展至27万人，占据了全党正规军的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