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已婚10年的梁启超，爱上了20岁女秘书。他写信求妻子成全，妻子欣喜答应，并提笔写了一句新人祝福，却不料，梁启超看完祝福语，顿觉后背发凉，他转身就和女秘书提出了分手。 19世纪末，西方列强接连入侵，清王朝摇摇欲坠，社会危机四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婚姻观念仍停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模式中，三妻四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李蕙仙出身于名门望族，她的家庭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为她聘请家庭教师。在那个女子难以获得正规教育的年代，李蕙仙有幸接受了良好的私塾教育，精通诗书，琴棋书画样样在行，因此获得了＂才女＂的美誉。她的堂兄李端棻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家族地位显赫。 与此同时，梁启超生长在广东新会的一个书香世家。梁家虽然不算富裕，但祖辈皆为教书先生，家中注重读书传统。梁启超自小聪颖过人，少年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十六岁便考中举人，被康有为赏识，成为其得意门生。 1889年，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因出色的文才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李端棻对这位年轻才俊十分欣赏，便有意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1891年，19岁的梁启超与23岁的李蕙仙在北京完婚。婚礼上，新郎俊秀儒雅，新娘端庄大方，两位才子才女的结合引来众人羡慕。婚后第二年，李蕙仙随丈夫回到广东茶坑村的老家。 婚后的梁启超忙于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常年奔波在外，家中大小事务都落在了李蕙仙肩上。她没有抱怨，而是迅速适应了新环境，学会了挑水、舂米、煮饭等农村家务，并细心照料梁家老小。 1898年，梁启超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被迫逃亡日本，李蕙仙和家人则成为了官府的追捕对象。当官兵围困梁家时，李蕙仙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保护家人。她以一个弱女子的身份面对官兵，表示愿意一人承担责任，不牵连家人，最终使官兵暂时退去。随后，她带领梁家老小逃往澳门避难。 在澳门期间，李蕙仙不仅要照顾家人的生活，还要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她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社交能力，逐渐在当地华人女性中建立起一个互助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她不仅解决了家庭的生活问题，还为远在异国的梁启超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支持。她定期筹集资金，通过可靠渠道送往日本，支持丈夫的政治活动和生活所需。同时，她还不忘接济梁家的其他亲戚。 1900年，梁启超远赴美国考察，这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在异国他乡，他结识了一位名叫何蕙珍的年轻女子。何蕙珍是华人富商的女儿，年仅20岁，青春貌美，而且拥有流利的英语能力，担任梁启超的翻译工作。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何蕙珍不断展现自己的才华与魅力。她不仅能帮助梁启超与美国各界人士沟通交流，还能与他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和政治理念，这对于重视思想交流的梁启超来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知音体验。两人在工作中朝夕相处，逐渐产生了超越工作关系的情感。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有妾是很常见的现象。尽管梁启超在公开场合提倡新式婚姻观念，但在面对自己的情感时，他还是没能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影响，开始考虑将何蕙珍纳为妾室的可能性。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梁启超最终决定向妻子坦白自己的想法。他给李蕙仙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他与何蕙珍的相识过程，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年轻女子的爱慕之情，并含蓄地表示希望能将何蕙珍带回家中，纳为妾室。 李蕙仙收到信后，自然感到万分委屈和心寒。十年婚姻中，她为梁家付出了太多——照顾老小、持家有道、甚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全家。而现在，丈夫却在外面寻找新欢，这无疑是对她巨大的打击。 然而，李蕙仙并没有像寻常妇人那样大发雷霆或者声嘶力竭地哭诉。经过一夜的思考后，她冷静地提笔回信。在信中，她并没有直接表达反对意见，而是简洁地写道：＂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她，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 梁启超收到回信后，起初感到一丝窃喜，以为妻子同意了自己的请求。但很快，他意识到这封简短回信中隐藏的玄机。＂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这句话，让他如坐针毡。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是位严厉的传统教育家，对儿媳妇李蕙仙十分看重。这些年来，李蕙仙对梁家的贡献和付出，梁宝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更为关键的是，＂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这句话，直接戳中了梁启超的软肋。作为新思想的倡导者，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宣扬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批评封建社会的三妻四妾制度。如今，他自己却要做出与自己倡导理念相悖的行为，这种自相矛盾会严重损害他的公信力和声誉。 于是，他迅速断绝了与何蕙珍的往来，并再也没有提起纳妾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