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主席找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以解红军之危，宋庆龄二话没说卖房筹钱，如数把5万美元汇给了党中央，却不料没过多久，周总理竟把宋庆龄给钱一事告知了宋子文。
故事要从宋庆龄与共产国际的渊源说起，在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
在组织中，她的直接上级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这段经历为宋庆龄日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础。
她的这一身份，也使她成为了连接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纽带。
1936年，中国共产党正处于艰难时期，红军刚刚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达陕北后百废待兴，急需资金支持。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想到了宋庆龄，他托人向宋庆龄提出了一个请求：能否向她的弟弟宋子文借5万美元，用于支持红军的建设。
这个请求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挑战，要知道，虽然宋子文是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但他与宋庆龄因政治立场不同早已分道扬镳。
自1927年宋庆龄去莫斯科后，两人就很少来往，面对这个困境，宋庆龄没有退缩，而是做出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她决定自己筹集这笔钱。
为了凑齐这5万美元，宋庆龄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首先动用了孙中山去世后获得的5万广东省币抚恤金，这笔抚恤金原本是她赖以为生的主要经济来源。
但即便如此，距离5万美元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宋庆龄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将自己在上海莫里哀路的房子典押出去。
通过这些努力，她终于凑齐了这笔对当时的她来说是天文数字的钱。
宋庆龄的这一举动，体现了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和无私奉献精神，她没有因为个人利益而退缩，而是毅然决然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这种精神，在当时的中国上流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宋庆龄的付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笔巨额捐款，她还多次资助了一个化名"董牧师"的地下工作者。
这位"董牧师"实际上是潘汉年的手下，以牧师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工作，他向宋庆龄借钱，用于维持几部重要的电台和一个名为"大同幼儿园"的机构。
这个幼儿园不是普通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收容革命后代的特殊场所，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宋庆龄的这些资助，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后代教育提供了重要支持。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庆龄再次展现了她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情怀，她创办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抗日战争期间的难民提供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
这一举措不仅帮助了无数流离失所的同胞，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赞誉，宋庆龄通过这种方式，既支持了抗日战争，又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这些贡献背后，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1936年宋庆龄捐出的那笔5万美元，竟然成了一个持续多年的误会源头。
事情要从西安事变说起，在那次危机中，周恩来与宋子文进行了密谈，周恩来误以为那5万美元是宋子文借的，便向他表示了感谢。
这个误会后来被宋子文利用，试图挑拨宋庆龄与共产党的关系，但宋庆龄始终保持冷静，没有被这个误会影响对共产党的支持。
更有趣的是，这个误会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毛泽东让潘汉年将这笔钱还给宋庆龄，但仍然误认为当初是宋子文借的钱。
直到1969年，这个误会才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那年，潘汉年被捕前半年，曾试图将那笔钱还给宋庆龄。
但此时的宋庆龄，已经对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有所警惕，她认为潘汉年可能有其他目的，于是让秘书将钱转交给了其他人，这个小插曲，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尽管经历了这些误会和复杂局面，宋庆龄始终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的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成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之一，在这个崇高的位置上，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国际影响力，为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庆龄的一生，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她从一个富家小姐，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捐助者，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她的经历，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成长，更折射出整个中国在那个时代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