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解放后，军统少将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地下党员，连忙冲上去紧紧抓住对方:“这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
冉益智和李修凯，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名字，却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动荡岁月里，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的历史剧，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缩影，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1909年，在四川省酉阳县（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冉益智呱呱坠地，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来到了成都公学（今四川大学）求学。
然而，命运的齿轮总是出人意料地转动，1936年，年轻的冉益智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在酉阳县，冉益智曾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干事，主编《党政周刊》，他的笔锋犀利，文章中常常充满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诋毁。
然而，他不会想到，这些文字日后会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污点，就在冉益智以为自己即将在国民党内大展宏图之际，命运再次和他开了个玩笑。
由于卷入了当地王、蔡两大封建派别的斗争，冉益智被对立派别逮捕，押送至重庆的监狱，这一次的牢狱之灾，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在监狱里，他遇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钱瑛，为了生存，冉益智巧妙地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和反共历史，与这些共产党员建立了联系。
出狱后，冉益智发现自己在国民党内已无立足之地，机敏如他，很快找到了新的出路——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9年开始，他以张德明、冉毛、肖青等化名，在重庆、万县、云阳等地活动，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很快就在党内崭露头角，先后担任了中共合川县委、北碚中心县委的宣传、组织委员，以及万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等职务。
1945年至1946年间，冉益智来到了达县女子中学（今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担任训导主任，在这里，他展现出了另一面——一个富有理想和激情的进步知识分子。
他与其他进步教师一起组织读书会，传播进步思想，甚至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教师罢教示威活动，要求增加教师薪金，这段经历，成为了冉益智复杂人生中最富正义感的篇章。
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向前滚动，1947年10月，冉益智调任中共重庆市委，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的政治生涯似乎达到了顶峰，但这也成为了他堕落的开始。
1948年4月，一场名为《挺进报》的案件爆发，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为了自保，刘国定供出了其他党员，最终导致冉益智也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面对特务的严刑拷打，冉益智的意志迅速崩溃，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还主动供出了大量地下党员的情报。
冉益智的叛变，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他和刘国定争相邀功，导致包括著名烈士江竹筠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被捕。
作为"奖励"，冉益智被授予西南特区中校军衔，晋升为重庆行辕侦防处专员，然而，这些虚名不过是他背叛良知的代价。
就在冉益智沉浸在背叛带来的"荣华富贵"中时，另一个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他就是李修凯，一名军统少将。
1949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李修凯没有随大流逃往台湾，而是选择留在重庆，他密切关注着共产党的政策，发现新政权对待自首者态度宽大。
再加上妻子的鼓励，以及他在国民党时期主要从事学习工作而非直接危害人民的经历，李修凯下定决心向当地公安机关自首。
李修凯的选择，为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他积极配合新政权，参与举报和劝慰被逮捕的国民党分子，并为新政府提供重要情报，他的行为，为重庆的治安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1949年12月18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李修凯在重庆街头巡视时，竟然偶遇了正在寻求逃往台湾途径的冉益智。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叛徒，此时已经沦为丧家之犬，李修凯立即认出了冉益智，毫不犹豫地将其抓获。在群众的帮助下，他将冉益智送交公安机关。
这一刻，两个截然不同的命运交汇了，一个是背叛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另一个是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前特务，他们的相遇，仿佛是历史对正义的一种昭示。
最终，冉益智和刘国定都难逃法律的制裁，被判处死刑，在临刑前，冉益智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将自己的尸体弃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这个请求，或许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罪行的某种认知和悔恨。
与冉益智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修凯的命运，因为立功表现突出，李修凯受到了党组织的优待，他的妻子也得到了工作安排。
然而，命运再次对李修凯开了个玩笑，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尽管得到政府多次特别照顾和治疗，仍未能挽回他的生命。1952年，李修凯去世，年仅4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