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吴健说，我17岁高二的时候，就以全国专业课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和陆毅、鲍蕾成了同班同学。那时的我成了父母的骄傲，也是周围邻居眼里有出息的别人家孩子。 没想到第二年我就被学校劝退了，不得已一个人拎着行李箱灰溜溜地回老家去了。家人伤心不已，邻居指指点点，那时我的世界一片黑暗，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1978年我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穷的家庭，我还有一个姐姐。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每个月只有几十块的工资，由于母亲多病，从我小的时候我家欠就2、3万块钱的外债。 小时候我和家人住在简陋瓦房里，我还记得每到下大雨屋顶都会漏水，我和家人都会拿着洗脸盆把漏下的水一盆盆往外倒。 应验了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我和姐姐就深知父母的艰辛，也很懂事。姐姐有运动天赋，后来还被省队录取。我比较有学习天分，经常在班里名列前茅，看到一双优秀的儿女，父母眼里满是欣慰。 高二那年，我听说有表演院校在济南招生。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了，没想到对表演还没有清晰概念的我，竟然同时通过了三所顶尖的艺术院校的面试。接下来如果高考文化课也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话，那三所大学我就可以随便挑了。 不过我还是向面试老师们坦白了我是高二学生的身份。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高二学生是不能提前参加高考的。 可是上海戏剧学院招生老师却愿意开绿灯，说只要我文化课过了会要我，还说他们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很高，得200多分。 我一听就乐了，我直接跟那位老师说：我可以考个翻倍的成绩。因为我的成绩从小到大都是全校前十的水平，而且当时我还在省重点高中就读，如果我正常发挥的话，进入北大也没啥大问题。 可高二怎么能参加高考呢？于是回到学校我就申请跳级。一开始校长不同意，因为像我这样成绩好的苗子，考上重点大学几乎是板上钉钉。而且他们思想比较传统，认为只有那些成绩差的学生，才会通过走艺术特长生的道路，为自己谋一条出路。 可是我态度也很坚决，铁了心的要跳级。眼看我心意已决，校长这才同意我的跳级申请。没有意外，我在那年高考取得了450多分的文化课好成绩，远超上戏的录取线。 全家人得知我被上戏录取后也就开心了片刻，很快就满脸愁容。一是我家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上戏那一年的学费就好几千，对我家来说压力特别大。二是那年我姐姐也因为表现优秀被保送复旦大学深造，可同时供应两个孩子上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无奈之下，姐姐做出牺牲，她把上学的机会让给我，她说她要留在家乡照顾父母，让我到外面好好闯荡。于是我揣着父亲到处借钱筹来的学费，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甚至连麦当劳都没有吃过，对我而言一切是那么的新奇和陌生。 入学后我才知道，我是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录入进来的，第一名是陆毅，我还跟他分到同一个宿舍。那一届还有陆毅后来的妻子鲍蕾，他俩人挺好的，我们关系处得还不错。 虽然这里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可学习表演跟正常文化课学习完全不一样。由于我没有任何表演基础，别说最基本的声台形表等表演要求了，我连最基本的普通话都说不好，所以几乎所有院系的表演老师都骂我。 第一次摸底考试我就考了个倒数第二，要知道我当时是以全国第二的成绩入的学，当时别提多沮丧了，可即便这样我也从没想过要放弃，我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表现，争取得到老师的认可。 可大一才刚刚结束，我就迎来了一个晴天霹雳：我被告发了。有人以我高二就违规参加高考招生的理由，给学校、教委甚至文化部递了检举信。 学校不堪压力，为了平息影响，最终还是把我劝退。我心里也挺委屈的，因为当时面试的时候，我就跟老师坦白了啊。但是我有苦难言也无能无力，我只能拎着箱子灰溜溜地回家。 全家人知道后非常伤心，明明一年前我还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啊。由于我只上了一年就被学校劝退了，邻居们就猜测我是不是在外面作风不好被学校开除了，还经常对着父母指指点点。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我绝望的是由于没有参加高中会考，我只能是初中文凭，而且原来我所就读的省重点高中也不再收我了，我一下子就变成了无业游民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