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遥不可及的现在与近在咫尺的过去：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逝世十周年
奥利维拉回忆自己导演经历时曾说过：“1971年，我64岁，但却是个年轻的导演”。
如何解释这两次近三十年的冰冻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与他私人经历以及未能被当时电影界认可有关。其实这种漫长等待，也是折射出电影艺术的演进历史。在默片时代的尾巴上开始拍电影的奥利维拉最初与很多人一样，是反对有声片的。他认为声音会毁掉电影作为影像的艺术性，甚至还长久地认为，决定一部电影好坏与否只需关掉声音判断。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发现声音作为另一种表达方式给电影带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葡萄牙不算严酷但仍属于法西斯的政治制度也对奥利维拉的创作形成了很大的干扰。他在《点指兵兵》之后提交的剧本无一通过审查，根本无法完成拍摄；《春动》之后的短片《狩猎》（A Caça，1964）甚至遭遇审查问题，结尾被迫改动。更“超现实”的是，1963年底，他甚至还因“反对国家”这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尽管这样的行动更多的是对艺术家的恐吓，他也很快被释放，但这直接导致了他决定彻底放弃电影创作。在两次蛰伏的几十年时期间，奥利维拉将精力放在经营祖业和种植葡萄园的乡土生活，并开始大量阅读此前不熟悉的文学作品。与土地亲密接触的这段经历和阅读带来的思考着实为后来井喷式的电影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2年，奥利维拉以“受挫之爱”四部曲的第一部《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重新启动电影事业。但很快，在1974年4月25日，康乃馨革命（Revolução dos Cravos）在葡萄牙爆发。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二十世纪西欧寿命最长的法西斯政权（42年），也彻底改变了奥利维拉的生活和创作。作为一个继承祖业的资产家，奥利维拉虽然理解、支持这场不流血的革命，却身处被敌对的一方。他的工厂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落入工人手中，所有机器被变卖，这也导致他被迫在1981年变卖房产以便偿还债务，并自叹之后只能以拍电影维生。
他不仅预见到这场革命在欧洲引发的政治风潮，也见证了革命的吊诡之处：光天化日下的偷抢盛行，革命理论自我僵化，革命之后的权力斗争迅速变味。革命之后，占据工厂运动盛行，这引起了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极大兴趣。他拜访了波尔图，并与工人进行交谈。有人希望在两种极端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而萨特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要么是共产主义者，要么就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政治的绝对性和机械性不符合奥利维拉的艺术家视角。他的电影少涉政治，也自言作为艺术家对政治毫无兴趣。当政治与家国联系在一起时，他的看法相当灰暗与悲观。《不，或者指挥者的虚荣》（No, or the Vain Glory of Command，1990）作为其作品中的罕见特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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