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戈达尔谈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通常我在拍片前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周全，不过头脑中的准备越多，即兴创作就越有把握。别人所谓的即兴创作对我而言几乎是即兴创作的反面。从《精疲力尽》以来我就很少写剧本，为了拍这部片子，开始时我也试着写剧本，但越来越写不下去，而开拍日期却一天天迫近。当时的情况都是这个样子。我想现在所有的拍摄过程仍然一样。也就是说，先写些东西，再决定拍摄，然后是筹募资金、找演员，然后突然决定开拍，在开拍之前先在纸上写些要拍的东西，然后在拷贝时多少加入一些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电影，最后再将其全部组合在一起。
我记得拍《精疲力尽》时，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模仿我看到的别人拍电影的方式。但之后，我因为写得太多而变得手足无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对自己说：“好，我不写了，我有什么就拍什么，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时我已完全无法进行下去了，我会为一些小事变得焦躁不安，心里一直嘀咕着：“我完蛋了，找不到灵感。”光凭一支笔和几张纸，当然做不成应该以别的方式来做的事。并非纸和笔不好，但电影的制作过程中很糟糕的一点是，纸笔工作总是在电影拍摄前进行。我则认为最好在拍摄前和拍摄后各做一点，不要总放在同一个时间段。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写剧本了。不过，我倒是常记笔记，尝试以相当简洁的方式，将这些笔记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故事，就分出前、中、后三段，或者根据某个按逻辑发展的主题，试着有逻辑地进行组织。然后再像音乐家哼出曲调一般，在脑海中回想一遍。
当然，和别人比起来，这样做令我变得很孤立。和库塔尔这种单纯的、听从指挥的摄影师一起工作相当顺利，他不会问一长串问题，与我配合默契，又不会拘束。不过和其他摄影师一起工作，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我拍电影很像两三位爵士乐手在一起作乐：先选定一个主题，然后开始演奏，一切就自然而然地成形了。
可是，现在我已经不知道应该如何与演员一起工作了，因为一切工作安排都必须遵守经济系统的要求，而我一直试着去做的正是稍微改变一下这种经济系统，看看能否找到其他新的东西。可是经济系统依赖于其他所有东西，依赖于我们生活的社会，不可能通过那种方式加以改变。这一点至今仍然会给我造成一些困扰。
最近我拍了一些电视节目，记得有一幕咖啡馆的场景，我知道我要在那里做些什么事。我想拍莱奥·费雷的一首歌《里夏尔》，有个人在咖啡馆里，一个顾客，还有这首歌。我召集了一些临时演员，他们到齐了，我们各就各位。当时咖啡馆内刚好有一个客人，我们问他能否留下来参与拍摄，他与这首歌中的人物完全符合。他真是个完美的人选，不可能找到更好的了。然而我想：“要是我们早到或晚到一个小时，他就不会在这里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又想：“不必提出这种问题。”我们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去做事，结果无论如何也不会坏。只要我们做得不错的话，效果就一定很好。换另一种情况也许会碰到不同的人，也就会拍出不同的效果。如果有必要的话，假如找不到合适人选，我们会等到第二天，直到找到合适的人选。这就和生活一样，没有既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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