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一位衣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走进政务院，对警卫声称：“我是周总理曾经的妻子，想要见周总理一面。”警卫一脸防备地看着这位妇女。他跟着周总理几十年了，从来就不知道周总理有别的妻子。 妇女却并没有被警卫的神色惹恼，她笑着说：“麻烦你帮我通报一下，总理一定会见我的。” 警卫带着疑惑，去了西花厅，刚好总理出去开会了，邓大姐在家，警卫有些为难地把事情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警卫道：“她说她叫范桂霞。” “原来是她！恩来当年曾经和我说起过这个人。”邓颖超说着拿起外套，准备和警卫一起去门口接人。 她吩咐厨师准备午餐：“今天有重要客人来，做丰盛一点，三菜一汤。”然后又让警卫去通知周总理，告诉他有故人来访。 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她人如其名，自小聪颖过人，有中超凡脱俗的男儿英气。15岁的时候，已经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1919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五四”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15岁的邓颖超也加入了这场热血救国运动。 15岁的她登上校园的讲台，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一双大眼睛里闪动着热泪，却始终充满坚定的救国热情。 也是在那天，她和运动的领袖周恩来第一次见面了。周恩来很欣赏她，亲切地称她为“小超同志”。两人很谈得来，在一起谈国家未来，谈理想抱负，话总多得说不完。 她觉得周恩来长得非常英俊，而自己长得很普通，她年纪尚轻，报国热情满满，男女之情却迟钝，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过。她觉得周恩来就是把自己当个小妹妹看待。 周恩来这时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领袖，时常需要辗转全国各地，但不管他到哪里，两人始终保持着通信。 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还是时不时地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在国外的生活状况。 1923年的一天，周恩来的来信中写道：“小超同志，我希望我们同志间的友情可以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明确的恋爱关系。迫切盼复。” 这时候，两人通信已经4年，当初的懵懂少女早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她对周恩来自然也是有情意的。当即回信给周恩来：“我同意你的建议。” 于是，两人就这样确立了关系。2年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两人始终是聚少离多。 1927年，周恩来到南昌筹备秋收起义，由于连夜行军，不幸染上风寒，各种疾病一起袭来，他很快病得人事不知，眼看危在旦夕。 当时内地的医疗水平十分有限，其他领导很担心就此失去这位可敬的同志，于是便决定将周恩来送往香港医治。 当时局势不稳，若是不隐瞒身份，周恩来很可能会遭刺杀。为了保护他，叶挺等领导决定在香港油麻地租一栋房，让周恩来养病，同时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假身份：富商李先生。 周恩来的病势十分沉重，需要一个可靠的人照顾，于是组织又安排了一个女党员，也就是黄桂霞，让她作为护工，照顾周恩来的病情，而对外则宣称自己是李太太。 当时22岁的黄桂霞二话不说地担起了这个任务。在黄桂霞的照顾和掩护下，周恩来很快恢复了健康，也没有遭到特务的袭击，顺利地返回了内陆继续在前线战斗。 周恩来非常感谢黄桂霞的照顾，离开香港前，还曾允诺，日后有机会，一定请她到家中吃饭，并引见妻子邓颖超给她认识。 周恩来和邓颖超重逢后，便将这段经历告诉了妻子。 邓颖超听说这件事，想到自己差一点失去丈夫，又想到他生死悬于一线时，自己竟不在他身边，十分心疼。好在有黄桂霞，丈夫才能够平安归来，对于黄桂霞，她只有满心的感激。 所以，当几十年后，黄桂霞来看望周恩来，她怎么能不高兴呢。 她亲自将黄桂霞迎进家中，两人谈了一阵，周总理回来了，于是大家坐在桌边细叙别情。这时候的黄桂霞已经结婚生子，过得十分幸福。三人一边喝着茶，一边畅谈往事，好不开心。 旁人可能会有些疑惑，几十年后，周总理已经用一生证明了他一尘不染的高洁品行，人们相信他不会对妻子以外的女人有想法， 但是当时还只有23岁的邓颖超，对于丈夫和年轻女子同处数月，怎么会没有丝毫怀疑和嫉妒呢？ 如果看到邓颖超和周恩来两人恋爱时的书信往来，就知道她为什么那么信任丈夫了。 周恩来工作太忙，没能及时回复邓颖超的来信时，他在信中说：“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回：“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两人是志同道合的伴侣，也是情深意重的爱人，有这样高度契合的精神追求，两人之间怎么可能还会向俗世间夫妇一样，因为无谓的事生出嫌隙呢。 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