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给出指示：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允许提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解放军，

1949年，毛主席给出指示：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允许提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解放军，毛主席起草纪念碑内容，周恩来书小楷字体碑文。 1949年，当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一个重要的决议在北京通过：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不仅是为了纪念革命先烈，更承载着＂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深远意义。周恩来总理对此作出明确指示，要让这座纪念碑成为新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历史的精神象征。 随着这一消息的传播，全国上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设计热潮。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征集设计方案的号召后，来自各地的建筑师、艺术家纷纷投入到创作中。到1951年，委员会收到了多达140多种设计方案。这些方案中，不仅有国内知名建筑师的心血之作，还包括了海外华侨的真诚建议。其中，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不远万里，派人专门绘制图纸并制作模型，自费寄回祖国，展现了海外游子对祖国建设的赤诚之心。 面对如此众多的方案，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担任主任，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担任副主任。在评选过程中，关于纪念碑的设计风格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主张以雕塑为主，在碑身或碑前设置群雕；也有人建议以石碑为主，辅以雕塑装饰。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于如何最恰当地纪念革命先烈的深入思考。 在众多方案中，最终梁思成的设计脱颖而出。他的方案既体现了民族特色，又融入了现代元素，既庄重肃穆又富有艺术感染力。在这个基础上，委员会还决定在纪念碑四周增添八幅浮雕，以更加丰富的艺术形式展现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 在确定碑文内容时，却出现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插曲。当时，有人提议将纪念碑命名为＂中国共产党英烈纪念碑＂，这个提议虽然体现了对党的崇敬之情，但却被毛主席坚决否决。毛主席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不能将功劳仅仅归于中国共产党，因此，毛主席给出指示，此碑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允许提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解放军。这一决定充分展现了毛主席的博大胸怀和历史眼光。 最终，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周恩来同志以工整小楷书写的碑文，将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历程，浓缩在了150个字中。这段碑文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特别强调解放军，而是将所有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们永远铭记。这不仅体现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精神境界。 当纪念碑的设计方案确定后，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工程随即展开。首要任务是寻找合适的碑心石材料。作为＂共和国第一碑＂，石材的选择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三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专家们最终选定了青岛浮山的花岗岩。这种石材质地坚硬，纹理匀称，最适合制作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丰碑。 在浮山采石的过程中，一位有着＂山神＂美誉的老石匠发挥了关键作用。1953年7月，在他的指导下，工人们终于从大金顶一带采出了一块重达300吨的完整石料。这仅仅是工程的开始，如何将这块巨石安全运送到北京，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便于运输，工人们首先对石料进行了初步加工，将表面打磨平整，重量降至280吨。随后，又经过第二次精细加工，最终将重量控制在102吨。即便如此，要将这块长达十几米的巨石运下山来，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从山上到山下短短15公里的路程，却整整走了30天。七千多名工人群策群力，采用滚木推进和机械牵引相结合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将石料移动。这段运输过程中，不少普通工人展现出了令人感动的奉献精神。有的工人连续几天几夜守在石料旁，确保运输安全；有的则不辞劳苦，反复探路，寻找最佳运输路线。 待石料运抵火车站后，又经过精心组织，终于将其安全装上了开往北京的专列。1953年10月13日，这块承载着全国人民期望的巨石终于抵达北京前门西站。工人们继续用滚管铺垫的方法，历时三天，才将石料运送到天安门广场工地。 与此同时，纪念碑八幅浮雕的创作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范文澜先生带领的团队确定了从虎门销烟到胜利渡长江等八个历史主题后，一批技艺精湛的民间石工被召集起来。为了确保浮雕风格的统一，这些石工们经过了系统的培训。他们放下各自习惯的雕刻手法，潜心钻研新的技艺，为了不辜负珍贵的汉白玉材料，反复练习，精益求精。 当巍峨的纪念碑主体竖立起来后，由周恩来同志亲笔书写的150字碑文被镌刻其上。这段碑文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涵盖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碑文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每一句话都诉说着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由的不懈奋斗。 如今，这座高37.94米的纪念碑巍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它不仅是一座丰碑，更是一部用石头书写的革命史诗。每当人们在纪念碑前驻足，都能感受到那段峥嵘岁月里革命先烈们的豪迈精神和崇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