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候选为首都的几个城市：1、上海2、南京3、洛阳4、开封5、武汉6、西安7、成都8、重庆9、广州10、哈尔滨 新中国建国前，共有11座城市被列入首都候选名单，包括北平（后来的北京）、哈尔滨、西安、洛阳、开封、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和重庆。这些城市从地域分布来看，北方有北平和哈尔滨，中原有西安、洛阳和开封，南方有南京、上海和广州，西南有武汉、成都和重庆。 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国际贸易网络，可谓经济实力领跑全国。但其沿海地理位置使其容易受到海上攻击，且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上海被视为＂帝国主义影响深重的城市＂，不符合新中国立足民族独立自主的政治宣示。 广州则凭借其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革命传统，曾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广州文化底蕴深厚，且具有良好的对外开放基础。然而，其地处南方边陲，远离国家地理中心，且在抗战中遭受严重损伤，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重建。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拥有较为完善的政府机构设施和丰富的科教资源。＂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历史文化积淀也为其加分不少。但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政治上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更重要的是，有人指出南京靠近海岸，安全性存在隐患，且历史上定都南京的王朝多短命，这种历史宿命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 武汉三镇合一，地处长江中游，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然而，其夏季极端炎热的气候条件和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成为其作为首都的掣肘。而重庆虽然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其山城特性导致交通不便，且一旦被围困则难以突破，经济恢复和发展也面临较大挑战。 洛阳和开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地处中原腹地，历史地位显赫。＂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使它们成为历史上多个朝代的都城选择。洛阳作为＂九州之中＂，曾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朝代的国都；开封则是北宋的都城，商业繁荣，文化昌盛。 但这两座城市在当时面临着严重的黄河水患威胁。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堤改道，给两地带来巨大灾难。同时，这两座城市在近代以来发展相对滞后，经济困境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作为一个新兴国家首都的需求。 哈尔滨作为中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曾被视为建都的首选。1946年4月完全解放后，哈尔滨成为支援东北乃至全国解放事业的后方大基地。中共中央东北局也曾在此设立，城市具有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和行政管理经验。 然而，哈尔滨的地理位置过于靠北，冬季气候严寒，不适合作为全年运转的政治中心。更为重要的是，它靠近苏联和外蒙古边境，一旦国际关系发生变化，政权安全可能面临威胁。这与中国历史上＂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思想有所冲突。 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粮食产出，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地势也相对平坦开阔，便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然而，成都地处西南，交通不便，与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不够紧密，难以有效统筹全国事务。 各城市居民对定都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民间的期待与支持。上海商界曾发起＂首都建设捐款＂活动，表达了对新中国建设的热情；南京学界则发表多篇＂定都论＂文章，分析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优势；哈尔滨工人更是开展了＂首都准备运动＂，为可能到来的中央政府进行城市整治和基础设施修缮。这些自发的民间活动，也为中共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诸多候选城市中，北平最终胜出，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不仅因为其3000年的建城历史和800多年的国都历史，更因为它作为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保存了大量完好的古建筑群和城市格局，为新政权提供了现成的政治中心设施。 北平的地理位置优势显著，北靠燕山，西依太行，向东延伸至渤海，向南连接华北平原。这种＂居中控制＂的地理特点，使其能够有效连接南北、沟通东西，成为全国政令传达的理想中心。同时，长城沿线的居庸、古北、榆林等关口，增强了北平的军事防御能力。 作为大运河的北端起点，北平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气候相对适宜，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更重要的是，北平在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特殊的纽带作用，是汉、满、蒙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城市，这对于新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北平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了多项＂首都准备工作＂。当地学者和建筑师如梁思成等人向解放军提供了重要文物古迹的分布图，协助制定了保护计划；市民自治组织则维护城市治安，防止文物失窃和城市设施破坏。这些民间行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保存城市完整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北平最终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历史选择，并在1949年更名为北京，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