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西藏军区生产部政委薛兴邦上校外出视察，突然遭人劫持。薛夫人得知消息，她赶到雪域高原，单枪匹马前去救援。面对重重包围，她站在卡车驾驶室上，高喊：“他往林芝方向跑了，同志们快去追啊！”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名单，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名单中，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书记，政委谭冠三担任副书记，副政委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柱、参谋长李觉以及政治部主任天宝被列为委员。这一任命为十八军进藏奠定了坚实的人事基础，展现了中央对西藏事务的高度重视与战略规划。 为了支持十八军的进藏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指示第十四军抽调一个精干的团，从滇西北经德钦、科麦，顺雅鲁藏布江河进入西藏，成为十八军在西藏问题上的后备力量。这一安排不仅体现了中央对进藏行动的重视，也显示出对复杂地理环境和民族政策的深刻理解与谨慎。 3月18日，十八军先遣队由副政委王其梅和参谋长李觉率领，按照计划从乐山出发。在出发前，张国华多次强调，进藏部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特别是在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他明确要求：“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这一指示不仅体现了对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尊重，也展示了中共在民族政策上的宽容与理解。 王其梅和李觉严格按照这一政策执行，赢得了当地藏族人民和格达活佛的高度拥护。当地藏族头人夏格刀登对中央的政策表示认可，积极配合十八军的行动。然而，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进藏情况时，提到夏格刀登因大雨等自然因素未能全面落实政策，毛泽东沉默了良久，最终决定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进一步支援十八军的进藏任务。这一决策不仅显示了中央对实际情况的灵活应对，也体现了对战略目标的坚定追求。 7月初，十八军全军抵达甘孜，所到之处一律遵守不侵犯、不干扰的原则。这种尊重和谦逊的态度深深打动了格达活佛，主动接待了张国华，并表示愿意协助劝和。张国华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迅速向西南局报告，建议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前往拉萨谈判。刘伯承和邓小平迅速请示中央，中央也迅速复电同意这一建议。 然而，格达活佛在昌都的抵达并未如预期般顺利。英国特务福特的干涉导致西藏当局软禁并于1950年8月22日杀害了格达活佛。这一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央的和平解决意图，也激起了张国华的强烈决心。他立誓要“坚决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为此，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提出了进行昌都战役的建议，认为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能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 张国华的决策不仅基于对军事战略的深刻理解，更体现了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他深知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必须在尊重当地文化和宗教的基础上，通过军事手段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昌都战役的计划周密而果断，体现了十八军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冷静与坚韧。 昌都战役的筹备过程中，十八军不仅注重军事准备，还加强了与当地藏族人民的沟通与合作，力求在战斗中尽量减少对当地民众的伤害，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这种策略不仅体现了军事指挥官的高瞻远瞩，也反映了中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人文关怀与政治智慧。 1968年的一个傍晚，西藏军区生产部宿舍区外聚集了大批人群。他们将薛兴邦政委的住处团团围住，嘈杂声、脚步声此起彼伏。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戴着红色袖套的女子悄然穿过人群，敏捷地爬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她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借着傍晚的余光环视四周，突然扯着嗓子高声喊道：＂他往林芝方向跑了，大家快去追！＂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 1968年秋天，时任西藏军区生产部政委的薛兴邦上校在林芝地区视察工作期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劫持。当时正在成都的李秀珍接到了西藏军区保卫部的紧急电话，得知丈夫遇险的消息。 接到消息后，李秀珍立即联系到了成都军区的老首长张国华政委。在他的协调下，李秀珍得以搭乘一架军用运输机飞往拉萨。临行前，她还特意通过关系取得了一枚印有＂成都·公安公社＂字样的红色袖套。 第二天一早，在张国华政委的指示下，驻守林芝的52师迅速组织了一支警卫连。考虑到当时的特殊形势，这支队伍没有携带武器，但依然成功地将薛政委解救回到了拉萨。然而，这场危机并未就此结束。就在薛政委暂时脱险的第二天傍晚，包围事件再次发生。 这一次的包围来势汹汹，但李秀珍早有准备。她让丈夫躲在屋内，自己则戴上那枚来自成都的红色袖套，悄悄从后门溜出，混入了包围的人群中。经过仔细观察，她发现这些人群龙无首、指挥混乱，于是抓住时机，站上了卡车驾驶室。这个机智的女子，就这样用一个看似简单的计策，再次化解了一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