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光棍卢兆东痛斥家史：“俺家三辈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孩子没有娘，俺这都三十多岁了至今还是光棍……一个女知青听完后当即嫁给了他。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不仅反映了国家应对经济困难和人口问题的应急策略，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青年人理想和价值的塑造。这一运动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伴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后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难，国家面临着急需解决的大规模就业问题。而此时，城镇中大量的初中毕业生、高小毕业生，尤其是无业青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为了改变他们的处境，国家提出了动员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从而开启了上山下乡的历史篇章。 1960年，随着《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这一思潮得到了国家的官方响应。毛泽东亲自为这篇社论写下了批语，表示这篇文章为各地的实践提供了借鉴，特别强调了农村广阔天地的吸引力，鼓励所有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豪地加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知识青年向往农村的道路，成为他们心中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然而，在这一号召下，背后的现实却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对于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而言，上山下乡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召唤，更是一种生存的压力。 当时，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和调整的关键时刻，人口过剩、就业难题和社会结构的调整都急需突破口。随着城镇青年纷纷响应号召，他们的家乡和父母的城市生活，逐渐被一片茫茫的乡村和陌生的土地所取代。 这些青年中，很多人刚刚从校园走出，带着对知识和未来的憧憬，却突然被投入到荒凉的农村，面临着艰苦的劳作和环境挑战。在城市的眼光中，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动手能力往往被低估，而农村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片未知的领域。与家乡的繁华、城市的便捷相比，乡村的贫困与单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乡村生活相适应，很多知识青年并非如同当初所想的那样，能够通过劳动和奉献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相反，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了困惑和不满，这种情绪时常在漫长的农耕劳动中蔓延，甚至转化为对城市和家庭的无尽怀念。 但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找到了生活的另一种意义。在乡村广袤的田野上，他们学会了如何与泥土、自然和劳作共生，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和成长。 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提供了他们曾经从未想象过的宽广舞台。或许他们的初心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但在耕耘的土地上，许多青年开始真正感受到自己与祖国、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许多人开始尝试将自己的所学应用于农村生产，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实践，推动了农村经济、文化和生产方式的转型。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上山下乡青年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困境。即使是在最初几年的高涨热情过后，年轻人也难以摆脱内心的迷茫和不安。 他们发现，虽然国家号召他们投身农村建设，但很多时候，实际的工作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充实和富有成就感。 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些人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为一个更宏大的目标而奋斗，还是仅仅在消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特别是在1960年代中期，当上山下乡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家实施的计划经济逐渐开始产生滞后效应时，这一社会现象逐渐引起了更多的反思。 农村虽然对这些城市青年充满了理想的吸引，但随着生活条件的艰苦、对知识的迫切需求和思想的碰撞，许多人开始对这段历史的意义产生疑问。尽管如此，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段经历依然是无法抹去的记忆，甚至是其人生中重要的成长和蜕变。 1968年的夏天。当时正值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各地农村都在举办忆苦思甜大会，号召人们对比新旧社会的变化。 在这个山村的大会上，一个叫卢兆东的贫农站在台上，声音沙哑地讲述着自己家族的苦难史。他说到自己家族三代都是贫苦农民，一直靠讨饭度日。 更令人唏嘘的是，三代单传，都没有完整的家庭，孩子们从小失去母亲。说到动情处，这个30多岁的庄稼汉停顿了许久，才说出自己至今未娶妻的窘境。 台下坐着一群刚从城市来到农村的知青，其中就有廖晓东。这个来自青岛的女知青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身世。 她的父亲是烈士，她从小由青岛的养父母抚养长大。在那个年代，她本可以留在城市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选择了响应号召，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 就在这场忆苦思甜大会上，当卢兆东讲完他的家史后，会场一片寂静。突然，廖晓东从人群中站了起来。她的举动令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她说愿意嫁给卢兆东，要帮助他改变家族的命运。就这样，在众人既惊讶又担忧的目光中，廖晓东和卢兆东的婚事很快定了下来。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也为这个山村增添了一段佳话。
